□本报记者 王静
第一次见到王大珩先生是在2007年春节前。那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率领中科院院士工作局一班人探望先生，记者得以有机会随行报道。
其时，先生已过90岁，离休已多年。
一行人来到北京中关村黄庄中科院小区先生家，先生的女儿早已等候多时，先生尚在自己房间。不一会儿，先生收拾整齐，身着深蓝色外衣，在家人搀扶下与路院长一行相互寒暄问好。
家里人介绍，先生每天9点起床，用早餐，然后读书看报，很有规律。先生虽然在家赋闲，但人闲心未闲。
意外的报道选题
先生并未停止对科学事业的关注。尤其是仪器仪表的发展，无时不在他思考之中。他不由自主提起这个话题——他不能理解，新中国成立近50年了，中国的仪器仪表事业仍不能紧跟国际发展步伐。他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得到中央的重视。
路甬祥当即要求《科学时报》对这个话题给予认真、深刻的思考和报道。
不久，记者就这个问题首先采访了王大珩先生本人。在他家里，他谈了自己的几个观点，并拿出他收集的资料予以佐证，又给记者讲了他曾经作为部门领导，参与国家事务讨论时，中国仪器仪表事业发展的艰难过程。据此，记者写下了《看似配角 实为核心》一文。
这篇文章，从采访到完成，前后花了近两个月时间。因为先生不仅要对其中每一个观点予以确认，而且还要对每一句话、每一个词进行核实。不仅他本人反复琢磨，还请了三位对仪器仪表很了解的身边人斟酌。其中，他的秘书蔡恒源亦对此稿进行多次修改。前后修改6次，才得以最终通过。
关于中国仪器仪表何以落后，实际上先生心里是有答案的。在记者完成第一篇文章后，他说：“你去问一问金国藩院士，他做清华大学精仪系主任，为何中国这些年都没有出现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领头人？”
由此，我联络采访金国藩院士，请他分析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
因为清华是中国人才培养基地之一，金国藩院士介绍的情况具有一定代表性，然而全国高校是否都与清华的情况一样不得而知。为了了解这个学科的发展，记者又采访了中国科技大学等大学的精仪系，写出了《中国何以缺乏仪器仪表领军人物？》。
完成这篇稿件后，记者获悉，国家对发展仪器仪表有了新的考虑。由金国藩院士牵头，正在调查中国仪器仪表行业的现状，因此，记者得以有机会写出一系列相关文章，并得到了开展系列报道的一次很好的尝试和锻炼。
谢绝“中国光学之父”称谓
在完成《看似配角 实为核心》一文后，社会上一些人认为记者与先生有很好的私交。因而，有人希望通过记者请他参加各种会议。但先生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绝不会给“拉大旗做虎皮”的人可乘之机。
记得，当年有人想号召同行组织会议，收取会议费牟利，并称之为“王大珩学术思想研讨会”。组织者先后3次去王大珩家里请他登台——只需要坐一坐，都不用讲话。均被拒绝。他认为这样的会议没有意义，坚决回绝。
蔡恒源告诉记者，已九十多岁高龄的王大珩这几年身体不太好，除了关心中国光学事业发展，一直有一件事让他放心不下，即：现在很多人把他称作“中国光学之父”或“中国光学泰斗”。他认为很不妥。
他说：“把我称作中国光学事业的开拓者或奠基人之一，我都可以接受，但如果说我是‘中国光学之父’，那我的老师严济慈、叶企孙，你们怎么称呼他们？所以请不要再叫我‘中国光学之父’了。”
2007年12月18日，针对科学界的不良现象，王大珩在《北京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什么是科学精神？》。
他在文章中概括出科学的六大特征，即科学具备一元性、诚实性或严格性、严谨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一性或严密性、科学与技术并行发展。
他在文章中指出，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发展经过了许多曲折。原因之一是有些做法、有些探索、有些方针政策是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这方面我们有很深刻的教训。
他认为，方针、政策是否科学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的。如果科学化能够搞得好一点，大家的认识就容易一致。在科学化的基础上，人们最容易形成共识，最容易团结在一起。
他相信，科学化会为建设强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科学时报》 (2011-07-22 A2 纪念王大珩先生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