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方纲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1-5-16 8: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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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方纲:我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胡方纲
 
我是企11班的插班生,从1959年11月到企11班直至大学毕业,和企11班同学共同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
 
但由于我始终没有和班上同学住在一起,很多同学对我不甚了解。我就从我怎么进清华、如何来到企11班说起。
 
两换专业
 
1955年夏我从北京二中毕业,被选送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专业。
 
当我背着行李从南门走到二校门时,被告知要重新选专业,因为工程物理专业的名额全部分配给当年从留苏预备班转来的学生。我可以从当时保密的另外三个专业中选一个:无线电工程、电子管和自动控制(当时称自动学和运动学),我选择了当年新开辟的自动控制,学号是550034,进入自01班。
 
1958年初,因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所以我不符合保密专业的政审条件,不能继续留在自动控制专业,系里让我转到性质相近的企01班。
 
自1958年5月以后,我参加了准备建国十周年大庆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的集训,1959年初部分人集中到北京体育学院和先农坛体育场,离开清华脱产集训,直到全运会后。
 
1959年10月返回学校,前后耽搁了一年多的学习,于是来到了企11班。企11班学习风气浓,同学之间真诚相待,是一个和谐团结的集体。我虽是插班生,但丝毫没有生疏的感觉。
 
我在清华园度过了12年学习生涯,直到1967年11月才走上工作岗位。
 
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是在美丽的清华园度过的。清华园内留下了我无数美好的记忆。在那里,我学到了人生的真谛,培养了正确的人生观,吸收了广博的知识,塑造了强壮的体魄,也培育了坚贞浪漫的爱情。
 
我始终不能忘记那些孜孜不倦培育我的老师、团结互助的同学,特别是老校长蒋南翔提出的“又红又专”的教育方针。
 
体育令我拨云见日
 
1967年底,我离开了清华,来到鄂西北山区湖北十堰,参加第二汽车厂的筹建工作。当时这里是一个僻远落后的山区小镇,没有自来水,没有电力供应,没有公共汽车。道路是碎石路,质量很差,雨天是“水泥路”,晴天是“扬灰路”。住的是活动房子和芦席棚,吃的是糙米饭,生活之艰苦自不待言。
 
在之后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罪行是蒋南翔的修正主义黑苗子,托派和右派的狗崽子。(我母亲当年留学苏联时,参加了苏联共产党,回国后遇到白色恐怖,没有找到党组织,从此脱离了共产党。但此脱非彼托也。)
 
由于我会打篮球(这也得益于在清华篮球队的培养),不久,厂里需要我上场比赛,虽然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反革命,但我不愿意,我说,反革命分子怎么能代表厂里去比赛呢!当时管事的军代表说“反革命也可以做革命工作嘛”。
 
终究由于没能查出我有什么反革命言行,又加上当时的政治运动陷入了一场群众斗群众的运动,打打你们这些清华毕业生的气焰也达到目的了,不久就宣布审查结果——我被解放了。
 
此后我们分厂(动力厂)连续五届获二汽联赛冠军,在二汽打出点小名气了。我在二汽(后改名东风汽车公司)一直工作到2000年底退休。
 
三级跳远运动健将百米成绩十秒九
 
在清华的12年中,除了确定了正确的人生观、增长了专业知识和技能外,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就是养成了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
 
刚进清华时,我只是一名极普通的体育爱好者,没有任何专长,百米成绩十三秒七。自从听了马约翰老教授在大礼堂给新生的报告后,对体育运动的认识更深刻了,不单是从兴趣出发去参与。马老教导我们“要动,每天都要让心脏剧烈地跳动十分钟,这种心脏才有力量”。
 
马老时年已近八旬,但他那洪亮的嗓音不用麦克风都能传遍大礼堂的每个角落。他那童颜鹤发的健壮形象,以及在寒冬只穿一件西服和毛背心的打扮,令每一位同学称奇。
 
从那以后,我更加热爱体育锻炼,每天下午四点半广播一响,就放下手中的功课奔向运动场。1956年我参加了校篮球队,1957年校运会后我插入田径队。从此,接受了正确和科学的训练。
 
经过两年的训练,我就在1959年北京市运动会上打破了三级跳远的北京市纪录;百米成绩达到十秒九,打破了清华大学保持多年的十一秒三的纪录,并保持此项纪录数十年。1960年在全国夏季分区运动会上,达到运动健将标准。
 
能取得这些成绩,有我个人勤奋苦练的付出,但更重要的是清华大学浓厚的崇尚体育的风气、教练的辛勤培养和老校长南翔同志的大力提倡。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南翔同志提出要求我们“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当时分管学生体育工作的张益同志说:“我们身体好,可能不止五十年。”南翔同志说那就“至少”,张益说:“有些人身体不好,坚持不了五十年呢?”南翔同志说那就“争取”。最后的口号成为“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这个口号体现了分类管理,对不同人不同要求,是极有辩证法又有高度哲学概括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清华学子乃至全国青年人奋斗的目标。
 
在2006年校庆时,看到我们班的同学,十分激动和高兴。大家都是七旬老人,多数都从正式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但精神都很好,仍在为国家作着有益的贡献,即使是为家庭、为子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我衷心地希望我们班的同学能保重身体,都至少能健康地为祖国和家庭工作五十年。
 
(作者系清华大学1961届学生)
 
《科学时报》 (2011-05-16 A2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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