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佳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1-3-25 9: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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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运动医学专家于长隆:医者仁心,悲悯大气
 
编者按
 
“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明末医家裴一中在《言医·序》中如此论述。
 
可喜的是,传统医道美德在我国现代医学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有以“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术不近仙者不可为医”铁律的中国外科鼻祖裘法祖;也有一天12个小时扑在工作上,从医30年记不清医治过多少烧伤病人的柴家科;又有“让生命的黑暗重见天光”的赵家良;引领公立医院改革的赵玉沛……
 
医学又是一门发展的科学、探索的科学,所以也有致力将基础研究作好、为呼吸系统疾病临床的防治工作提供思路和方法的蒋澄宇医生;半个世纪投身运动和康复医学的于长隆医生……
 
患者、公众心中都有一杆秤,德艺兼备的“好医生”的学识、责任、执著、认真、善举必然会被认可,他们的故事也将传承后世。本报从即日起,推出“大医精诚”系列报道以飨读者。
 
1961年,一个上海小伙子北上求学;大学毕业后,他奔赴祖国西部,做了10年的马背医生;在其后的30年里,他扎根运动医学,为雅典和北京两届奥运会提供了出色的医疗保障,成为许多世界冠军信赖的朋友;他深知自己责任重大,积极为我国医疗体系改革建言献策,打造出一支我国最优秀的运动医学人才队伍。
 
他就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我国著名运动医学专家于长隆。在他半个世纪的医学生涯中,经历过无数跌宕起伏,似乎每一个都可以写成传奇般的故事。但从医之初所怀有的悲悯之心,他始终都没有变过。
 
结缘运动医学
 
回忆起自己当年选择运动医学的缘由,于长隆形容自己是“歪打正着”。但从1978年于长隆考取了我国运动医学创始人曲绵域的研究生后,他就与运动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1年,研究生毕业的于长隆留在了北京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作了4年研究。“这4年对我的提高很大,那时候我白天在临床,晚上作研究,常常是通宵达旦,吃和住都在研究所里。”于长隆对《科学时报》记者说,“窗外的树叶什么时候长出来什么时候凋落的,我都不知道。”
 
4年苦行僧式的潜心钻研,奠定了于长隆事业的基础,这期间他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甚至今天在做的一些工作,都是那时候开始的。
 
1985年,于长隆远赴美国、加拿大做了8年访问学者和客座教授。虽然摆在他面前的,是国外先进的科研条件和优越的生活水平,但于长隆一刻都不敢忘记自己的祖国。“人到了国外,才能更真切地体会到爱国情感。”他说,“那个时候中国并不起眼,国际上也并没有把中国看得很重,但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应该留在国外,还是想回祖国工作。”
 
1993年,于长隆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正值中国运动医学发展的转折点。“以前这个学科只给运动员和演员两种职业的人服务,到我们这里看病都要开证明的。”于长隆说,“我回国那年,中国经济开始起飞,老百姓也开始讲究身体健康,积极参加运动了。”
 
但于长隆发现,公众虽然有了参加运动的积极性,却缺乏运动医学的知识。有了运动损伤,人们只知道去普通骨科看病。“刚开始运动医学真是不起眼,运动医学在整个医学界里头也没什么位置。包括我们这些大夫都是骨科大夫出身。”于长隆介绍说。
 
于长隆坦承,自己刚刚接触运动医学的时候,感到这个学科的观念和想法与骨科完全不一样,完全是从功能的恢复着手,一些治疗手段也让他难以接受。“‘不对,骨科不是这么干的’,当时我确实觉得有些治疗方法很荒谬,但现在我却成了荒谬的祖师爷。”于长隆笑称。
 
运动医学追求功能上的恢复,比如一个运动员伤到了骨骼,骨科大夫会嘱咐他要休息,不能训练。“不练确实不会再受伤,但对于运动员来说,如果不能训练,无异于让他退役。”于长隆说,“运动医学的魅力就在于,即使你受伤了,也一样能拿金牌。”
 
现在,北医三院的运动医学享誉全国,但刚起步的时候,团队里却只有寥寥几个医生。从1997年担任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开始,于长隆将大把精力放在了学科梯队建设上,所有主治医生以上级别的人都派到国外去进修,都有一年以上的国外学习经验。再加上临床、科研和教学三管齐下,于长隆硬是打造出一支好几十人的医生队伍。
 
“一开始的时候人还不愿意搞运动医学,现在都抢着过来,因为运动医学成了很时髦的行当。”于长隆说,“我们做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一件件积累起来,整个学科就会获得百姓认可。我们从不打广告,病人之间奔走相告,就起到了无形的宣传作用。”
 
康复医学,再送患者一程
 
在多年临床工作中,于长隆发现,其实中国医生的治疗水平与国际上差不多。但病人痊愈后回到家里,生活自理、不需专人照顾的比例却远远低于国外。
 
这样的现状让于长隆深感忧虑:“在中国,病人病好后出院,到家里根本没有人指导他怎么训练,怎么适应生活,这给我们国家带来了大量问题。尤其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如果4个父母里有一个出了问题,小两口的麻烦就大了。”
 
于长隆意识到,运动医学的中心思想就是使病人恢复健康和运动能力,而医学体制里的短板就在康复医学。于是他开始向国家提建议,呼吁中国加强康复医学的建设。
 
2006年,于长隆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信,建议卫生部在医疗改革中要把康复医学加进去,建立“预防—临床—康复”三位一体的综合医疗卫生体系。
 
于长隆的建议得到了温家宝的重视,他作了亲笔批示,并派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的有关领导到运动医学研究所里进行了调研。2008年4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医疗改革座谈会上,于长隆再次提出了加强康复医学建设的建议。温家宝当即回应于长隆说,现在中国的医疗体制除了“防”和“治”以外,还要加个“康”字。
 
这话说完不到1个月,汶川地震来了,人人都知道了康复的重要性。但全国从事康复医学的人本来就少,这下更成了当务之急。于长隆表示:“现在大家都认识到康复医学的重要性了,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人人都讲康复,但做做按摩,做做针灸,就算是康复了吗?这跟现代化的康复理念相差甚远,所以必须呼吁康复医学人才的培养。”于长隆说。
 
地震后,于长隆在汶川和都江堰启动了两个康复人才培训的国际合作项目,目的就是要培养出当地的康复医学队伍。“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什么地方都有可能受灾,所以中国要有灾难医学的概念。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需要普及康复医学的知识;不管在哪个地方,都需要专业的康复医学工作者。康复人才的培训应该成为国家卫生系统的常态。”
 
我不仅是个医生也是一个社会工作者
 
运动医学领域的医生平日里要接触许多受伤的运动员,有时医生的一句话就会决定运动员的运动生涯。“很多运动员碰到我,第一句话就是问以后还能不能练。”于长隆说。
 
与其他领域的医生不同,运动医学的医生相比之下更为辛苦。他们必须定期下现场,和运动员交朋友,看他们训练,取得运动员的信任。
 
2003年于长隆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每天的工作更加繁重了,但他却丝毫不敢懈怠:“作为医生,要对病人负责,不管是做手术还是别的事情,都要全心全意。但除此以外我还有社会责任,作为基层的代表,我有责任向政府部门作出反馈,哪些地方还需要改进,怎样才能更有利于老百姓。”
 
2003年非典期间的一天,于长隆发现北医三院里堆满了医疗垃圾。由于受到恐慌情绪的影响,北京市的医疗垃圾都没人敢收了。当时是夏季,如果下一场雨,二次污染带来的非典扩散将不堪设想。
 
于长隆看到这个现象后,紧急写了一封建议信,并很快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北京市医院里存留的医疗垃圾都清理干净了,一场灾难及时得到了遏制。
 
“我不是呼吸科的医生,出了问题也不是我的责任。但如果我不管,国家会不会因此蒙受损失?这就是一个医生的社会责任,一个中国人的社会责任。”于长隆说。
 
在于长隆看来,现代医学已经不再单纯是一门自然科学,也在慢慢地发展成一门社会科学。以汶川地震为例,经历过灾难的人们不仅仅受到病痛困扰,许多病人已经存活了、痊愈了,但却无法走出心理的阴影。他希望社会能为病人提供更好的康复环境,能让大家感觉到中国的病人有人照顾、有人关爱。
 
从医50年来,于长隆看到了社会的许多变化,也愈发感到自己责任重大:“这的确很累,但也是值得的。医生本来就是很累的,要做一个好人,一个好医生,后来当了领导,也要做一个好领导。”
 
“我的导师曲绵域老先生80多岁了,腰都弯得很厉害了,还在查房,还在看病。”于长隆最后说,“医生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职业,虽然现在很多人骂医生,但真的是有许多好医生的。跟他们相比,我做得还不够。”
 
《科学时报》 (2011-3-25 A1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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