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才妃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1-11-24 8: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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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和中小学不是一个教法
专家建议:高校教材须完善选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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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特别好的教材,应该去选用,而不用去建设。港台地区的所有大学都不做教材建设,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择最棒的教材。这给大陆很好的启示,在科技领域内可以采用。
 
教材建设不应该是大学的任务。过分强调教材建设,势必陷入国内教材低水平重复出版的境地。专家建议,国内教育部门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比对教材质量的好坏,决定高校教材的选用。
 
本报见习记者 温才妃
 
中文系黄丽玲抱着全宿舍十几本旧课本,走进校内二手书店,一路上她盘算着一本旧书卖四五元,十几本书有五六十元的收入。
 
“这两本书每本5元,其他的1公斤1元。”老板娘迅速抽出王宁版的《古代汉语》、黄、廖版的《现代汉语》,并告诉她只有这两本书卖得开,其他版本的《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则被打入1公斤1元的队列,而1公斤1元是校内收废纸的价钱。
 
新学期伊始,四川省某高校公共关系学杨老师也很苦恼,全系98个人,只有13人购买新教材,其他人或使用影印本,或根本不用教材。一位大胆的学生甚至反问他:“您觉得这样的基础课需要使用教材吗?”
 
旧课本卖不出去,新课本不敢买进。高等教材犹如熊市里的股票,最终买单的是在校大学生。而这一切归因于近年来我国高等教材低水平重复出版。
 
统计数字显示, 2008年我国大专及以上教材出版34881种,其中新出版13371种,总印数30634万册,分别比1998年增加363%、361%和212%。
 
一位出版界人士告诉记者,高等教材品种繁多是诸学科的普遍问题,其中《大学语文》最为严重,多达1500多种,《高等数学》有400多种,《市场营销学》不下200种……
 
教材乱象,起因“占地为王”
 
我国高校教材选用一贯采取“任课者定教材”的原则,即任课教师和高校教材科拥有指定教材的权力,而任课老师与教学一线紧密联系,在实际中发挥的作用更大。在政策的保护下,许多高校老师打起了编写教材的“小九九”。
 
“用别家的教材,心里有一番‘为他人做嫁衣’的滋味。”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大学教师表示,自己的科研水平不低,但现在的授课教材是外校教师编写,时间一长容易被人质疑教学水平。“各门课程都用自己的教材,这是教学成果的一种表现”。
 
事情远非如此简单。“教材编写为高校教师带来了晋升利益与经济利益两方面好处。”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段建军教授说。
 
在他看来,高校经费相对充裕、项目较多,不仅有一些老师愿意出教材立名,学校主管部门也在助推“自编教材”,校内设有教材成果奖,还可以以此获得更多的荣誉,如名师、精品课程、团队等奖项。
 
而在一些职校、三本院校及普通二本院校中,出教材更是“抢手货”。“出教材能为职称晋升加分。”段建军指出,一般来说,只有学术专著而非教材,才能纳入职称指标。在管理严格的重点院校,甚至会请外校教师成立专委会进行界定;但在科研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院校,领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的行为不少见。
 
与此同时,出版教材也能充实高校教师的腰包。
 
段建军指出了高等教材的多个赢利点:一个教材出版项目有多家高校教师参与,便意味着该教材打入了这几所大学,其他的同类教材无法进入;如果是大学语文这类的大众课程,除了中文系,其他专业均要采用,一次性购书数量就很可观;列入“十二五”推荐教材目录,选用的高校众多,收入更丰。
 
一位大学出版社人士透露,出版商提供的渠道优势,尤其是民营书商与任课教师、高校教材科建立的利益链,鼓动了任课教师的出版热情。
 
有资格的不愿干,没资格的迎头上
 
“把所有的文本当做文学对待,这一点我非常不认同。”段建军激动地说,这样的理论出现在某些文学理论的教材中,暴露了某些教师追逐西方的新概念、新体系,却忽视了最基本的教学问题——学生上完课,不知道什么是文学,怎么区分文学的好坏。
 
自编教材不适用是一个问题,那么使用教育部推荐教材又如何?
 
事实上,如今许多国内知名教材,多由专家组织教师拼写而成,由于缺少统稿,教材的内在逻辑、章节转换、内容融合不尽如人意。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中有关“真实性原则”的阐述为例,在《新闻理论课程》的第六章占25页,而在《新闻写作教程》第二章中占17页。
 
当中国高校教师对高等教材集体说“NO”时,一个问题出现了,什么样的人才能编写教材?
 
“选用最好的科学家,最深入的研究者,一定要强调最好的学科专家来做教材。”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教授说。
 
在他看来,当前科研水准与教材结合呈现一种割裂的状态。高校教师的科研水平不高,就无法把科学研究和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结合到课程发展之中,而是搞重复建设,导致观点更新缓慢。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有资格申请的人,不太愿意做教材;而想做教材的人,条件又不够。”段建军说。
 
卢晓东表示:“在一些大学把教材当做职称晋升指标的前提下,我们呼吁必须由学术水平高的人编写教材,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种教师往往已是教授,职称晋升不具吸引力。职称晋升的考量会迫使一些副教授缺少创新力,反而在教材重复建设上浪费时间。”
 
记者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网站上了解到“青年教师出版资助基金”项目,其年龄范围划定在45周岁。但在专家看来,拥有多年的教学经验,把握该学科国内外的科研成果,不是年轻教师可以胜任的。
 
此外,资助经费低、高校出版社没名气,也导致了一些名师放弃出版。
 
教材建设不是成绩,选用才是成绩
 
“如果有特别好的教材,应该去选用,而不用去建设。”卢晓东说,港台地区的所有大学都不做教材建设,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择最棒的教材。“这给大陆很好的启示,特别是在科技领域内可以采用。”
 
“教学建设不是成绩,选用才是成绩。”在他看来,教材建设不应该是大学的任务。过分强调教材建设,势必陷入国内教材低水平重复出版,国外高水平教材无法进入的境地。“国内大学、各院系应该成立教材选用专门委员会,比对教材质量的好坏,决定本校、本院系教材的选用。”
 
记者了解到,国外高校选用教材,一般会成立学科专家、学生代表共同的委员会,并告之学生选择的理由。
 
卢晓东补充,高等学校教授高深学问,教材必须和最新的文献资料配合使用。教材发挥的只是教学参考的作用,而不是定本的作用。这是大学和中小学征订教材的差别,目前是中国高校教学中的一个短板。
 
段建军表示,当前国内高等教材老化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吸纳新观点需要10年甚至更长,且无完善的教材更新机制和更新经费。
 
有人提出,学术专著较快引入新观点,能否用专著代替教材?这种情况在中国高校普遍禁止,甚至有些高校一旦发现会以最严重的教学事故处理。因此,学术专著多以辅助教材的形式,出现在任课老师的推荐书目当中。
 
卢晓东认为,一些领域学术专著应当成为教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将是一件好事。因为高校教材的特质是教学的参考,而不是教学的定本,学术专著汲取了前沿思想,哪怕作者是一家之言,也可以引发学生的讨论。
 
然而,他也意识到,倡导把教材作为一种参考,把教材编写业绩完全从教师职称晋升指标中剥离,目前还没有几个中国高校敢于实现。
 
《科学时报》 (2011-11-24 B1 大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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