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楠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1-1-27 9:37:57
选择字号:
北大教授张静:精英教育不能成为缓解就业压力的手段
 
“我曾经对一切满怀希望……但是现在却如此绝望,如此愤怒,如此无力。”
 
这段话出自一名自称武汉大学毕业生的网络日志。短短几天,这篇日志就在网上受到高度关注,一些大学生网友认为,日志写出了自己的心声。
 
为什么这么多高学历青年感到“无力”?我们社会应为此做些什么?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进行了专访。
 
部分高学历青年感到不满,是因为结构性失位问题
 
记者:一些大学生对社会现实感到无力,原因是什么?与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有关系吗?
 
张静:收入差距只是造成部分人不满的原因之一,但它解释不了问题的全部。例如,有的国家收入差距不小,但社会依然稳定。所以,在分析高学历青年群体的不满和无力感时,需要注意更深层的结构性因素。
 
记者:“结构性因素”具体指什么呢?
 
张静:具体含义就是部分高学历青年,在现实中遇到了结构性失位问题。
 
在一些长期稳定的社会中,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一旦考入大学,他未来的收入如何,能进入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等后续发展路径,都能基本确定。这种能看到未来的确定性,我们称作预期稳定和未来结构进位的吻合,在宏观上维持着社会稳定。
 
但现在的情况是,很多高学历青年毕业后,在社会中的实际遭遇和原先对自己身份、收入、职业等方面的预期之间,出现了不小的差距,不确定性增加。
 
一些大学生曾寄希望于通过上大学改变社会身份,但拿到文凭后却发现,自己还是落入了体力劳动阶层,而这正是他们竭力要避免的结果。
 
这种预期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使不少年轻人感到事业前景不明朗,因而产生焦虑和不满。
 
记者:为什么您确信这一点?
 
张静:很多已有的数据都从侧面印证了这个问题的存在,我们也可以从四处蔓延的事业焦虑气氛中观察出来。
 
中青报社会调查中心2010年3月对2307名在校大学生的一项调查显示,关于最愿意去就业的单位,43.1%的受访者选择国有企业;关于最愿意去就业的地区,47.9%的受访者选择省会城市;关于自己的职业目标,45.9%的受访者选择领导者或者管理者。可见,不少高学历青年群体对自己的未来发展都有很高预期。
 
其他机构对大学生的调查还发现,过去几年大学生就业有两个明显趋势:一是就业单位越来越基层;二是就业城市越来越向非中心城市转移。
 
由此可见,大学生的实际就业状况与对未来的高期望,形成了强烈反差。
 
大学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脱钩会从根本上加剧就业难
 
记者: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部分高学历青年的结构性失位问题?
 
张静:从长远来看,文凭教育理念、社会结构变迁都可能加速上述现象发生。但就近期而言,这个问题与教育政策有关。前几年大学扩招,我们培养出了很多高学历者。当然,扩招能让更多年轻人享受高等教育,这也是社会发展趋势,但教育产出需要和社会结构相吻合,与社会需求保持一致。
 
大学专业结构的变化明显滞后于社会需求的变化,大学专业设置常年无法对社会需求作出反应,就是不正常。
 
从教育部发布的常规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高校文科专业的就业率与高校内部专业结构之间,相关性非常低。就业率很低的专业没有及时缩招或调整,反而存在继续扩招的现象。
 
以师范专业为例,2005年到2008年本科就业率较低的文学专业,2008年入学的在校生比例仍然排在各专业的第一位。大学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脱钩,从根本上加剧了大学生就业难。
 
另外,能给人安身立命之技能的初中级职业教育,发展非常欠缺。我们系里曾有一个博士后,是新疆一家企业的主管。他告诉我,想到他们那里去工作的大学生、研究生不少,但他们企业不需要,而迫切需要的技工却很难找到。
 
可见,我们的高等教育产出很多,但“产品”不对路,培养的许多人才在现实中没有市场。这就从客观上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状况。
 
记者:这很正常啊。大家辛辛苦苦读了大学,毕业后却只能做技工,肯定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预期。
 
张静:这和教育过于追求文凭,轻视技能培养的传统有关。这一点也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心理。
 
我们有很强的“文凭社会”文化。在人们的传统认识里,文凭是一个人职业、阶层、社会地位的最主要标志。普通人可以通过拿到高文凭来改变自己的未来。这种改变,不仅仅是指经济收入上的提高,还包括身份认同、职业准入、政策特权和社会声望等多个方面。
 
社会发展到今天,“文凭社会”的文化传统对当下大学生就业心理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大家普遍认为,上了大学,拿到了较高的文凭,就应该对应地进入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阶层,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摆脱基层社会。
 
所以,大学生一旦没有“正常”就业,而是去卖猪肉,做掏粪工,或下乡务农,都会成为新闻。人们从心里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正常的职业就不应该是这样。
 
精英教育不能成为缓解就业压力的手段,技能教育应获得更大规模发展
 
记者:高学历青年群体的结构性失位问题,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
 
张静:直接后果,就是加剧身份焦虑,并转化为潜在的群体性不满。每个年轻人都关心自己的未来发展,关心自己能进入哪个社会阶层,有什么样的晋升渠道,过什么样的生活。试想,如果有这样一批年轻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获得了对自己未来发展的高预期,但现实处境却与预期相差十万八千里,他们能不焦虑吗?
 
高学历青年群体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力,比农民工、下岗工人等群体都要大。这一群体受教育程度高,权利意识强,有表达不满的能力与欲望。而且,高学历青年几乎人人都熟悉电脑,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更现代化,平台更开放。
 
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的社会网络比农民工、下岗工人等群体更广阔。在上大学时,他们会接触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毕业后,他们的校友散布在各行各业,数量巨大,相互间的联系也会继续保持。
 
记者:在您看来,我们应如何解决高学历青年群体的结构性失位问题?
 
张静:这一任务很艰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首先,高学历青年群体的就业心理与未来预期,应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动不断调整。由于影响年轻人就业心理的主要因素是“文凭社会”这一文化传统,其转变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马上采取行动。大学教育应有长远布局,逐渐改变追求文凭的传统惯性,对社会需求要反应灵敏。
 
其次,教育政策的指导方针和战略方向,需根据新的形势作出调整,研究建立分类培养体系。教育有两项看似矛盾的职能:一方面,通过加速社会流动达到平等;另一方面,又对身份地位进行社会分流。
 
我们不应回避这一事实,还要充分利用它的不同功效。
 
一方面,应该为所有人开放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教育产出量应有所区别。在全面提高社会教育水平的战略中,应让精英教育内容精深、培养时间长、人数少量化,技能和知识教育内容应实用、学制较短、人数普及化。
 
对于精英教育,应保护学生的潜力和兴趣,尊重其自主选择,不能将它作为缓解就业压力的手段。对于技能教育,可以广泛引进民资、外资,利用各种资源,提升技能教育的规模与水平,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
 
大学专业设置与社会职业需求之间,应建立有效的联系与共变机制,推动那些没有社会需求、亦非精英教育的专业转型,让大学的人才培养与社会上的人才需求对应起来,改善大学生的就业环境。
 
记者:船大难掉头。我们当前的教育体制要做出上述改变有一定难度吧?
 
张静:难度确实不小,因为触及利益和体制。比如大学不愿减少招生规模,不愿取消没有社会需求的专业。
 
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教育部门按学生人头数给大学划拨经费,减招就意味着经费减少,教师职称晋升乃至饭碗也会受到影响。而且,大学越是扩招,专业越是齐全,机构越是大而全,在现有体制中的地位就越高,甚至在排行榜上的位置就越靠前。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打印  发E-mail给: 
    
 
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SSI ļʱ
 
读后感言:

验证码:
相关新闻 相关论文

图片新闻
天上没交警、卫星多,怎样避免出“车祸” 科学家在噬菌体抑菌机制领域取得进展
中科院南海海洋所发现“皇冠”分子 植物防晒分子新激发态超快能量驰豫机理
>>更多
 
一周新闻排行 一周新闻评论排行
 
编辑部推荐博文
 
论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