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侠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0-5-28 9: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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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侠:韦伯命题与中国创新文化重构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1864~1920)在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开创性地提出:清教主义的扩散与发展直接促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是著名的“韦伯命题”。清教主义的产生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产物,从广义上说是一种西方文化的重构。韦伯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把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变迁有机地联系起来,这种思路很有启发性。即便在今天,尽管韦伯命题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也还是无法从根本上驳倒这个命题,那么,我们可以暂时认为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如果说清教主义更多地受到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影响,那么,它的主旨是什么呢?大体来说,包括如下一些内容,即禁欲的、节俭的、勤奋与刻苦地工作等行为指向,它指涉了一种入世的禁欲主义的行动纲领。
 
清教主义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这个工作由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1910~2003)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938年)一书中给出了回答。在默顿看来,清教徒所坚信的颂扬上帝导致了功利主义的发展,因为现世的努力所获得的成就恰恰是对上帝的赞美与颂扬,善行被理解为现世的业绩,而通过节俭与刻苦勤奋正是赢得善行的不二法门。这种文化理念主导了职业的选择与教育的发展,从而推动了科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发展。科技不但可以增加对于财富追求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科学研究可以发现上帝之杰作的伟大,从而能够更好地颂扬上帝,并获得自身的拯救。这里还有一点也是很有趣的,即清教徒积攒下的财富如果被用来从事奢侈享受,被认为是有罪的,如果留给后代,导致后代不去努力,也是对上帝荣耀的冒犯。所以,清教徒取得的财富只能用于投资扩大现世的业绩或者捐赠,因为这被认为是对上帝的赞美。在这种文化的主导下,职业选择的标准只有两条:选择那种使你最能有效地为上帝服务并且对公共福利最有贡献的职业,再者就是最能为公众行善的职业。这种职业理念促成了科技的快速发展,因为科技可以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教主义文化极大地促进了科技的发展。
 
如果说韦伯命题是正确的话,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检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里是否有这种促进科技发展的因素。韦伯在他的第二本重要著作《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中给出了否定性的结论,解释了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与李约瑟问题几乎是同一类问题,即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抛开这些老生常谈,回到现实中来,目前普遍认为中国自主创新的能力比较薄弱。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整体创新乏力现象的发生呢?当然原因众多,我们抛开那些对于支持创新具有短期高度敏感性与弹性的因素(如经济、制度与人力等因素)不谈,只关注一个长期居于基础地位的、相对不敏感而且没有弹性的制约创新的因素——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中庸文化,它的主要工作领域是人伦范畴,倡导一种孝仁义礼智信等美德,通过塑造严格的长幼尊卑的等级划分,维持日常生活秩序的稳定有序。这种文化架构对于社会运行具有圆融通透的特点,但是,这种文化对于人生意义的形而上追求以及超越与永恒的梦想缺乏关注,盛行盲目崇拜,并以压抑理性的批判精神为能事,这种价值取向与清教主义是完全相反的。坦率地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退化的混世文化,所谓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这种文化的最高表现形式。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非常不适于创新的发展。中国文化里的出世与入世都不关涉对于外在自然与永恒之物的追求与热爱,虽然与清教主义具有同样强烈的功利主义取向,但导致的结果却是南辕北辙。中国文化里,学而优则仕,学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即便攒下一些财富,除了个人的奢侈享受外,也多是为光宗耀祖,并梦想着留给子孙后代,没有对于公共福祉的关注,更谈不上对于形而上的追求,由此导致的教育与职业选择,也多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一己或一族的发达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缺乏远大目标的短视的现世享乐文化,它无力为创新活动提供具有永恒性的信仰支撑,因此,目前流行的文化复古主义对于中国的自主创新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然阻绝中国自主创新的未来。刚刚发布的由《华尔街日报》与美国传统基金会联合推出的2010年度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显示:我国在世界179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仅列第140位,得分为51分,在亚洲41个国家和地区中,仅位列第31位,基本上处于不太自由的范围内,与我国的大国地位非常不相符,抛开那些具体评估指标选择造成的差异外,其中蕴涵的文化掣肘作用也是清晰可见的,可以说,我们的经济自由度比较低,在骨子里与传统文化是有干系的。在庸俗功利主义文化导引下的经济高度不自由的环境下,如何能激发强烈的自主创新意识?
 
基于上述理解,必须下大力气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之从对人的过分关注转向对外在事物的关注,把文化的视线从修齐治平上超脱出来,逐渐使之成为引领行动的进步纲领,并能够为自主创新提供恒久的精神动力,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过程,但为了未来的收益,这个代价是值得的。任何在文化建设上采取偷懒的鸵鸟政策与绥靖主义都是贻害无穷的。(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10-5-28 A3 周末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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