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0-3-19 9: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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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乐:从校长的大学到教师和学生的大学
 
如今的大学,可以说就是校长们的大学。因为他们虽然名义上只是政府派到大学中的“看门人”,但由于其上级或者在北京,或者在省城,都不在学校,因而对他们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思想或精神领导,对他们的管理也“鞭长莫及”。在没有“下面”剧烈反应的情况下,特别是他们能够和“上级”保持良好关系的情况下,都是可以当稳大学领导的。换句话说,在他们与“上级”在大学大政方针问题上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大学在很大意义上就是他们的了,他们既是上级方针政策的执行者、体现者,也是大学内部各种制度及文化的创造者,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大学中“为所欲为”。
 
在这样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校长们可以说是大学中不折不扣的统帅和“灵魂”。不仅大学中的各种规章制度、各级领导干部人选、各种建设规划、各种评价标准及结果均出自校长们的意志,而且在对诸如大学目的、大学精神、大学规律等具有普世性标准的思想和观念的解释上,也常常被校长们的意志所左右。他们对大学本质及宗旨的理解,可以说就是大学中实实在在的教育方针。由于他们的思想和意见一般都是采用“学校文件”的形式传诸全校的,因而具有“一言九鼎”、不容置疑的性质。
 
在这样的制度和文化氛围中,大学中的行政机构也无形中演化成了校长意志的代言人,“遵(校长)命行事”则成为大学中各种组织的行事原则,其实际性的工作目标往往不是如何为教师和学生服务,而是让校长们满意。
 
校长的大学对大学的影响不止在校内,还延伸到社会,许多媒体都为校长们展示教育理念提供了平台。只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依据行政领导干部标准选拔出来的大学校长,何来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等校长们的教育境界、信念、情怀和个性,他们所陈述的教育理念,要么像背诵流行的政治口号(现在则多为背诵教条性的大学理念和教育理念),所言多为“格式化”的大话和套话,以及实用主义的技术策略,缺乏令人信服的真知灼见。他们念兹在兹地强调的“追求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人才”的大学理念,只是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政绩观”的翻版,与真正大学精神、大学品格风马牛不相及。
 
在以校长权力为标志的行政权力膨胀和扩张的同时,学术的权力、教师的权利、学生的权利则无疑是萎缩了,作为学术权力人格化的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各种管理事务中几乎都缺少发表意见的机会。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教师们是被动性地照本宣科式地教学,以完成各种教学科研任务为目标;学生们则由于缺乏理想和良知的引导,缺乏自由和民主风气的熏陶,只是将追求文凭和各种证书作为自己的学习目的,其人格和精神越来越趋向于功利和实际。“政绩观”主导和渗透于大学所有的管理活动之中,追求利益成为人们普遍性的活动动力。
 
虽然诉诸中国当代大学史,可知大学校长并非这种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但这种现象却是客观存在的,在这样的大学中,出现权力腐败、学术造假的各种丑闻可以说是不奇怪的,其被社会诟病也是自然而然的。要不,何来令人深思的“钱学森之问”呢?
 
纵观世界大学史,早期的大学被称为学生的大学和教师的大学,后来虽然大学在领导体制和管理方式上不断演进,但其教师和学生为主体的精神实质并没有改变,大学中的各种机构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宗旨也没有改变。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学生和教师没有地位的大学,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大学,只是一个类似于商店的出售知识的学店。在这样的学店中,商家(大学)只对自己出售的知识负责,而无须对顾客(学生)的精神或其他方面负责。顾客(学生)只关心商品(知识)的品质,不会也没必要对学店(大学)负责(这或许正是曾经是人大学生的张磊捐款给耶鲁大学、而没有给国内母校的原因),他们在精神上成为旁观者则理所当然。同时,学店不是“知识者们的共同体”,教师也无须为学店(大学)负责,因为他们在本质上只是一个被雇佣者。这样,教师和学生都对大学没有责任,对其丑闻也不会有切肤之痛,有的只是旁观者的“看客”心态。这样的大学是无力承担促进国家文明和进步的责任的,也是无法培养出“创新型人才”的。所以,从校长的大学转化为教师和学生的大学是我国大学真正进步的需要。只有这样,大学才可能像大学,才会有大学的气象和形态,才会有大学的力量和作用,才会有大学的价值和意义,才会真正地推动社会的进步。
 
毫无疑义,从校长的大学转化成教师和学生的大学,将既是一场思想和观念的革命,也是一场体制和文化的革命,这不但需要大学决策者们有超常的胆识和智慧,还要有“反求诸己”的批判精神,有克制自己私欲的信念和境界。因为在一种大学结构已经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对其改造不仅是要对其原有文化、思想、观念进行清理,而且是要建设一种新的制度和文化,并且要对既有的利益格局进行调整,其面临的阻力是很大的,需要决策者们能够高瞻远瞩、披荆斩棘、拨乱反正,在法律和制度的层面上为中国的现代大学奠定法律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大学的进步提供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支持和激励。对此,法学家乔新生的论断堪为真知灼见:假如中国教育机构真正实行民主决策,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集思广益,并且允许更多的投资者进入教育领域,通过良性竞争,实行多元化的教育。那么,中国的教育领域一定会出现欣欣向荣的繁荣局面。
 
(作者为江苏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10-3-19 A3 周末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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