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乐 来源:文汇报 发布时间:2010-12-17 15: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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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成桐建议学界权威给予年轻人更多创造性空间
 
“从近几十年来国内各种数学竞赛中可看到,中学生中不乏数学天才。但获得众多国际奖项的中国学生中,却鲜有能成为数学领域的领军人物,这不得不引起深思!”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第三届丘成桐中学数学奖颁奖典礼上,数学大师、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丘成桐教授直言,国内学界大拿与院士级专家,应给予年轻人更多的创造性空间,甚至允许年轻人能按照自身想法“另立门派”从事科学研究,而不是眼下这般让学生完全依照导师的路径行进。
 
自2007年底设立以来,以丘成桐教授名字命名的中学数学奖已举办3届。通过由美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法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20多名世界一流数学家评审选手提交的选题论文,并最终展开面对面答辩确立奖项,旨在为年轻学子提供探索研究数学学问的平台。今年首次增设应用数学奖,数学奖与应用奖金奖分别被上海市市北中学团队与杭州市外国语学校团队摘得。颁奖典礼后,丘成桐教授接受了记者专访。
 
中国在数学前沿领域“很缺位”
 
“中国在国际前沿的数学领域很缺位,很多学科在国内几乎完全没有。”20多年前的一次亲历,直到现在仍让丘成桐教授匪夷所思。
 
1986年,英国人西蒙·唐纳森获菲尔茨奖。这个天才发现了四维几何学中难以预料的现象,得出存在“怪异”四维空间结论。事实上,唐纳森早在1982年的毕业论文中,就开始了一个全新研究领域的创造。此后,他所发展出的一整套理论在全世界流行,不少数学家将其作为最前沿的课题展开研究。丘成桐教授慨叹,“但当时,在国内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根本没有,由此伸展开的整门学问长时间基本处于空白!”
 
若干年前,丘成桐教授在国内多个场合,向很多数学研究者介绍“庞加莱猜想”。他不止一次提到,这一在国外数学界颇有“人气”的难题很有价值,甚至要比陈景润的“1+1=2”重要得多,堪为国际数学界公认的世纪七大难题之一。让丘成桐惊讶的情况再次发生,“当时来自国内某顶尖级名校的年轻研究者对此产生极大兴趣,并准备从事该课题的研究,但最终却由于其导师对此既看不懂,也没有特别的兴趣,而劝其莫要‘不务正业’。”
 
丘成桐教授说,学问处在不断更新之中,一个学科可能20年就会发展起来。像在哈佛大学这样的世界级名校,研究者不光授课,还自己创造学问。“然而,在当代数学最前沿的课题中,中国能走进去的又有多少呢?”
 
只会发扬光大不图“另立门派”
 
“一直以来,我们的学生似乎只会发扬光大,却不会另立门派。”在丘成桐教授看来,其中问题并不在学生身上,因为他看到的太多现象都表明:如果学生不按老师的路径走,老师就会不开心,如果年轻学子转而学习导师对手的文章,那老师就要发怒了。
 
“现代科学的发展,往往与年轻人的冲劲有关。”丘成桐介绍,在海外发达国家,学术研究给了新生力量很大空间,形成了以年轻人为主的氛围。从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一直到助理教授,只要是真正能把学问做好的人才,很快就会得到提拔。有些青年才俊的薪水,甚至要比资深教授都高。而在资深教授看来,只要对学问的创造有益,并不会产生不快。
 
此次随丘成桐来京的就有其门下的研究生,丘成桐坦言,有时他不得不向自己的学生学习,而这在哈佛等名校并非是件新鲜事儿。“学生在某些方面会表现出远见,那我们就得毫无借口跟着学生走,只要他的想法有合理性,研究进程完全可以由此展开!”
 
放眼国内高校与研究机构,这样的情景可谓屡见不鲜:某圈内大拿甚或是院士级专家,在申请到某课题项目后,遂将其分派给门下多位研究生或博士生。学生们各司其职,依照导师的思路完成研究,最终交出一份“满意的答案”。其中,若有某个环节标新立异,可能就会影响到整个项目的进度与结题,这直接导致了很多所谓大牌专家不愿让年轻人放手从事研究,年轻学子也没了挑战权威的勇气。
 
“20多岁的学生学习能力更强,像我们这些老年人虽懂得多,但学习能力已不那么强了。”丘成桐表示,年轻人得到尊重不够,施展空间有限,如果年长者自己不懂、不愿学,也不希望学生着手研究,一流人才根本不可能冒出来。
 
须创造为做学问而做学问的环境
 
近些年来,丘成桐教授目睹了越来越多的“怪现象”。比如,在海外学术界,研究者们讨论最多的是:这个问题在学术上有没有意义——有意义就会拼命去做。到了国内,讨论的焦点成了“这个问题重不重要”,如果重要的话,到底是谁说了重要,如果去做有没有直接的好处,能不能晋升、能不能提拔……大部分学问均源自兴趣与好奇心,但兴趣与好奇心在国内学界却并不多。丘成桐反问,“国内学术界的兴趣都用在了赚钱上——如果这样说太过夸张的话,那有多少为做学问而在做学问的人呢?”
 
丘成桐指出,只有公平公正的评审制度,才可使科研经费得到更好分配,更有利于有才华的年轻人成长。现如今,学界大牌、院士级专家与学术机构管理人员关系过于密切,掌握着资源与权力,无怪乎研究者抱怨更多的不是钱,而是评审不公、赏罚不明。“中国需要为读书而读书、为学问而学问的人,但当金钱与权力已经被放到比学问更高的首选位置时,研究者还能做得好学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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