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礼忠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0-10-22 9: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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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礼忠:《高教当学竺可桢》之余音

 
普天之下有那么多的人在关切关注“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大师之问随着大师的离世愈益振聋发聩,恐怕要一直到这个“巨大的问号”有了比较令人满意的实实在在的答案才会平息下来。就我的理解,这里的“学校”似乎更多包含了作为“教授之教授”的校长,因为只有好的校长带领一批好的教授才有指望把学校办好,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竺可桢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若加以延伸,则校长便是“灵魂之灵魂”。务必申明的是,上述“教授之教授”不是人称陈寅恪的“教授之教授”,后者是言其学术(学问)造诣之高之深,通俗地可说是“教授的平方”。而后者是更为本质的“统领”之意。一如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意思,也像一位哲人所说“政治是一切科学的科学”之意。
 
我很幸运,前面已有三位先锋开路,一是2009年11月4日《人民日报》11版(文化版)《一所大学与一座小县城的70年》(杨雪梅文);二是同日同版的《振兴中华,请从“湄潭”开始》(李泓冰文);三是2010年7月7日《科学时报》头版《高教当学竺可桢》(王卉文)这是三篇有胆识、有分量的大文章、好文章,值得花点时间认真一读。
 
本人工科出身,文学表现水准不足半桶水,故此想借助一个小小的插曲帮我入题。多年前资深院士卢佩章到浙大与学子座谈人生哲理“什么是科学家的最大幸福”。一个男生问得直截了当:“您认为杨振宁和他的同学邓稼先哪一个更幸福?”院士的回答近乎斩钉截铁毫不含糊:“当然是邓稼先!我对诺贝尔奖无任何迷信。”(我想,聪明的浙大学子一定不会将院士的话简单地理解为“诺奖等于粪土”,而会去认真发掘个中的意蕴与涵义: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希望,宝贵的生命尚可奉献,相比之下,“区区的诺贝尔奖”又算得了什么?!)
 
钱学森高度评价邓稼先和郭永怀的贡献(后者是钱学森留美时的CIT校友),他们三人都是“两弹一星”核心人物。据说钱学森当年回国后第一站是访问浙大,因为杭州是他的故乡,而浙大的前身求是书院是他父亲(教育家钱均夫,又名家治)和岳父(军事家蒋百里,又名方震)的母校。还听说他差点儿在浙大任教呢!如果按卢院士的上述观点,是否可以认为,钱学森比他的同辈伟大,吴冠中的画作理应比他的同学(不乏旅外国际艺术大师)更受海内外欢迎(其画展截止日期一再延迟就是佐证),也就难怪在2010年春夏报纸十大流行语文化娱乐类中,“吴冠中”硬是超越了美国风靡大片《阿凡达》独占鳌头。
 
也可以说,没有竺可桢的人格魅力(注意!不是学校名气,因为当时地方性小小浙江大学丝毫没有这个“资本”!)吸引了那么多有识之士忍饥挨饿,报效祖国,也就不会有浙大的崛起,更可以说,作为大学校长,这正是竺可桢在如此艰难岁月中闪烁的独特而至珍之亮点,实为是时(也许还是此前和彼后)所鲜见。
 
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步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学者们评价钱学森“钱老所获得的成就是由他的思想品格和人生境界决定的。”“求是精神”(实则“竺可桢精神”,制定校训,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终生无悔)熏陶下独特而至珍的“浙大现象”(实则“竺可桢现象”,事必躬亲,关爱师生,视校为家,一以贯之)“风景这边独好”。
 
只要在浙大学习或工作过,母校情深有口皆碑。数学大师苏步青称“浙大是终生难忘的母校”,民俗学泰斗钟敬文视浙大为“父校”(他视杭州为“乳娘”,视家乡中学为“母校”),李政道说“我永远铭记和感谢母校的培育之恩”,校友段永平联手挚友丁磊向浙大捐赠巨资4000万美元,为迄今国内高校接受的最大一笔捐资……抗战时浙大虽是地方性小大学,设备、校舍和名气都不能跟名校比,却全凭竺可桢校长超强磁场般的吸力,浙大群贤毕至,教授云集,可以说,当时浙大一流的教授,差不多也就是全国一流的教授了。
 
特别是理学院乃可与全国抗衡的理学重镇不容小觑。不少重要论文(其中不少与世界同步)从偏僻的贵州湄潭寄出,中国湄潭成了国际一流杂志眼中的名城,令老外们对浙大刮目相看。西迁途中地方病夺去了竺可桢校长的夫人和爱子(学校不断努力,直至最近才找到其墓地可告慰之)。患难中人民大众深深地记住了浙大及其校长(周培源院士感慨浙大西迁一路“还为当地做了这么多好事”),“浙大西迁历史文化研究会”在湄潭成立,“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已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浙大西迁纪念碑”、“浙大西迁纪念广场”、可桢大桥、求是中学,以及浙大最近捐赠的希望小学——湄潭浙大小学等。最近温家宝总理在浙大对同学们说:“用你所学的专长为人民服务,人民会记住你的;相反,那对人民是有害的。”
 
环顾前后左右确也罕见,我想说,竺可桢是多年难得一遇独具魅力的好校长。竺可桢三大办学要素的重中之重“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其他两个要素为“图书、仪器等设备”“不能忽视”,“尤其是从事高深研究的大学”和“相当完整的校舍也是绝不容忽视的”。
 
我总在这么想,“钱问”与竺可桢的所言所行理应有其实质联系而相辅相成。真心希望,竺可桢教育思想引领浙大走向辉煌之路,能为“钱学森之问”作出某些中肯的回答,并开始逐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钱问”是否有望被“竺答”部分地求解(哪怕是很小的一点点的突破)。在我看来,竺可桢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经验无疑是一座宝贵的富矿矿藏,越往下挖将越为珍贵越是值得。
 
知名校长、教授和高级学者、官员众说纷纭:“……并能为后人留下传奇的故事。一个大学有故事,那这个大学就有水平。”浙大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崛起的奇迹!”“浙大抗战西迁办学的历史,是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在战争年代办学历史最为完整者。”“蔡元培办大学在和平时期,而竺可桢办大学在国事蜩螗的战争时期,则更为艰苦。”敝人的看法似更彻底,两者不仅环境差别如此之大,其“家底”差别则更大,前者是把名校办得更有名(锦上添花),而后者却是要使名不见经传变成名校(有人生动地喻之为“粗布变锦缎”,把几乎的不可能变成了漂亮的现实),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几乎不可同日而语。是不是可以称得上更为难能可贵,更加卓绝伟大。周培源院士说“过去我也听说浙大当时很苦,但不知道这样苦。”“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浙大培养出不少像谷超豪这样的人才……”
 
恕我孤陋寡闻,试问,近现代中国高教百年史中,有哪一位校长为了办学而“赔了夫人又折子?”没有!有哪一位校长在教育部电令:“浙大与中大(南京中央大学)合并,学生全体从军,教师步行赴渝报到。”却竟然执意让教育部收回成命,把它办成了“东方剑桥”?没有!又有哪一位校长连同他领导的学校能被当地父老乡亲深切铭记?还是没有!
 
既然“莫出其右”,“无以望其项背”,那就差不多是“舍我其谁”了。在一次纪念会上,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赞竺可桢是“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代表党中央誉竺可桢是“中国科学家的一面旗帜,一代宗师”。钱学森代表中国科协号召全国科学工作者向前辈科学家竺可桢学习。近期教育部高度评价浙大是“全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面旗帜”,大可告慰老校长在天之灵了。
 
有请诸位看官可千万别小看了本文标题的“余音”二字,美妙的“余音”可以“绕梁”,而且“余音”一旦升华为传统,它将铸成“不绝”乃至“永远”,竺可桢活在浙大人的心中。实事求是,有朝一日,竺可桢将逐步为人们所知晓,所理解,所认可,最终会一步一步地走进广大高教人的心间——他确实是一位难得的好校长。我坚信着。(作者为浙大退休教授)
 
《科学时报》 (2010-10-22 B1 科学与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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