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星星 任姗姗 来源: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10-10-20 9: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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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科大筹办三年仍未获批复 探索高教改革受期待

南方科大暂时栖身于启动校区。(陈星星 摄)

 64岁的朱清时壮心不已。(马启兵 摄)
 
□想打破办学常规,一步到位建成国际知名大学,是异想天开吗?
 
□立志“去行政化”的高校,频遭“行政化”烦恼,原因何在?
 
□首次在全球“海选”、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中国内地大学校长,能否探出高校新路?
 
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终于迎来了办学新突破——9月30日,校园建设正式开工;同日,55名应聘者参加了首批教辅、行政岗位的公开招聘考试。
 
与8月底接受采访时的焦急不同,10月14日,正在北京会议中心参加院士研讨会的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明显轻松了不少。这天上午,他又一次向教育部领导汇报了办学进展,心情颇佳。事实上,就在几天前,他已经急不可待地在应聘者中先挑选了5位校长秘书候选人,因为,“接下来将有大量的事情要办了。”
 
在长达三年零六个月的筹建、南下履职一年零一个月之后,朱清时、南方科大、深圳,乃至关注中国高教改革的人,此时此刻,有一种“大戏开场”的激动。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建进展,被解读为“释放了中国高教改革的积极信号”。
 
这所被教育部领导寄望为中国高校改革探路的新型大学,想探出一条什么样的路?对正在急于寻求突破与改革的中国高校来说,它会是一条期望中的“鲶鱼”吗?
 
在几次面对面采访后,我们近距离地观察着这所学校经历的一切,从中感受着中国高教改革之路。
 
■ 深圳梦想
 
很少有一所地方院校的筹建,能像南方科技大学这样备受关注。
 
2007年3月,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目标是参照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计划经过若干年努力,办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初步设想无论研究轨道还是教学轨道上的师资,50%以上由海外引进。希望培养大量的科技创新型人才,为深圳提供强大的动力。
 
即使放眼世界高校建设史,香港科技大学也绝对是个“传奇”。1991年才由香港斥资近20亿美元打造的理工科研究型大学,仅仅十几年,就已经在世界大学排名榜上跻身百强,一些专业甚至处于世界一流。
 
而这所学校崛起的最重要因素,人们普遍认为,一是办学理念国际化,半数以上师资来自海外;二是采取了“教授治校”的办学方式。
 
建一个深圳版的香港科技大学,几乎是这个特区不假思索的选择。
 
同样怀揣梦想的,还有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高校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壮大发展后,也留下了一些隐痛。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即为典型。2005年,中国科技大学创始人之一、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曾这样感慨:“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话也许有点刺耳,但中国大学的同质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的不足,确实成为公认的现状。朱清时也只能无奈。
 
朱清时:以我多年大学校长的体会,很难。因为,现在高校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太僵化了。“官员化管理”的色彩太浓。
 
朱清时,中科院院士,无论是在科研领域还是教育界,都鼎鼎大名,于1998年至2008年期间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这几年,他以教育改革而为公众广泛熟知。而在他看来,当前中国难有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原因,在于“学校官僚化,教授官员化”,是在以行政思维而不是教育规律指挥与管理学校。
 
朱清时:教育有其特定的规律,教育必须由真正懂得教育客观规律的人来管,按照科学的规律来办,这样才能办好。
 
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一开始就显现出了“去行政化”的试验性。2008年,深圳开始为南方科技大学挑选创校教育家。这场挑选之所以引起轰动,因为它通过海内外猎头公司,在全球“海选”出200多名校长候选人。
 
朱清时:这在中国内地还是第一次。要知道,现在大学校长都是上级任命,且不少过去是行政官员。深圳这个改革很有魄力。我很佩服他们的勇气和思路。它显示了一个办学理念:大学不是先盖大楼,而应该先引大师,“以校长招聘为核心,先确定校长,再会同校长商定其他人才招聘”,校长对人才的自主权力被前所未有地扩大。
 
但朱清时没有想到,不久后,自己竟在这场“海选”中进入深圳视野。当时,深圳方面邀请了教育界专家、学者、官员组成校长评审委员组。根据南方科技大学的定位,确立校长选拔标准——这个人必须同时是科学家、管理学家和教育家,200多名候选人经过几轮筛选,变成了一份10人名单。最终,朱清时以全票当选。
 
朱清时:我一开始有些犹豫,但最终打动我的是一位院士的话:“我们这一代人,追求教改追求了这么多年,条件总是满足不了,到退休了都很遗憾。现在深圳这些条件都具备了,让我们干,也只有深圳具备所有这些条件。”
 
深圳具备的不仅仅是雄厚的财力,更有“敢闯敢试”的特区精神。早在1983年筹办深圳大学,市政府就拿出5000万元建校区,从筹建到招生,只花了8个月,和当年国贸“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同时被誉为“深圳速度”。此后,学生交费上学、勤工俭学、毕业生不包分配、教职工聘任制、学分制等教育改革,每一次都震动全国。
 
而这一次,深圳和朱清时的“野心”,则是要在南方科技大学里“去行政化”,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回归大学的本来面目——变行政主导为学术主导,由官员治校转为教授治校。以一系列的招生改革、院系设置、教研模式,打造一个精英化的科研型大学。
 
■ “南科”尴尬
 
不过,出乎深圳和朱清时意外,一心要“去行政化”的南方科技大学,却遭遇了一系列的“行政化”挑战。
 
听起来不可思议。按说,深圳政府既有改革的意愿,也不缺改革的财力;朱清时既有改革的坚定,也不缺改革的思路。但双方携手,却发现,原来“合作”与“创新”的过程,也许还要经过“磨合”与“习惯”,甚至是——“妥协”。
 
朱清时:一项新事物的建设,一定会与现有体制、机制不同,遭遇阻力。我预想到“吃螃蟹”会很难,但困难和烦恼来自想不到的地方。
 
让朱清时“想不到的”,是些什么事呢?朱清时举了一次行政楼修缮的经历。深圳政府将原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划给南科大作启动校区。验收时有人报告,教学楼楼顶漏水。朱清时想也没想,就吩咐明天找人来修。
 
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却拖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动静。朱清时急了,下属的解释更让他哭笑不得——按照深圳市的规章制度,这件事先得找人评估,评估之后招标,而且一定要有3家以上公司投标,中标之后定合同,报深圳市财委申请经费。
 
朱清时:一个月的时候,投标还没搞呢,哪谈得上修理?我去找市领导,这种事情都要花这么长时间,我还怎么建学校啊?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深圳形成了一套严谨的行政化管理体系,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此时,这套体系竟也带给朱清时诸多“想不到”的窘境。甚至,他连买一台办公电脑都很费事,需要两个月左右的“走程序”。
 
朱清时:这套体系防止行政出错,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有效的。但对于南科大这样的新生事物,要买的东西太多了,没有自由支配的经费,寸步难行;而且很繁复,一件事情都要拖很久。
 
在朱清时的计划中,今年9月,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字将拿掉,并进行招生。7月,学校方面甚至喜出望外地对外发布“招”到了第一名学生——来自山东泰安的10岁“神童”。然而,令他稍稍有些失望的是,由于学校未获得教育部的正式批复,还没有资格招生。这对于年过花甲、校长聘任期为5年的朱清时来说,也有一些“时不我待”之感。
 
去年年底,教育部将南科大的教改建议为“一场全国试验”。今年5月,原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率教育部专家考评组对南科大进行考评,肯定南科大在引进人才、运行、招生、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创新思路,对全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启发意义。而今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鼓励高校改革,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朱清时觉得,自己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而社会各界,也把南科大的筹建试验看成一块“试金石”,成为教育改革者与守旧者攻防的标志之一。
 
其实,对教育管理部门来说,南科大的办学思路,又何尝不是向现行的高校设置等规章制度发起冲击和挑战?
 
根据规定,高等学校的设置,必须从大专开始,然后是学院、大学,要按部就班地发展,然后再申请博士点,十年、二十年才能成为研究型大学。但是,南科大的目标,却是一步到位建成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
 
朱清时:南科大既挑战了既有的教育制度,也挑战了政府现行的审批模式。可以说,所有的规章制度都“失灵”了。又该怎么办?南科大的筹备者在焦虑中也有信念:新兴事物遇到的矛盾和冲突,反而会成为推进改革的最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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