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国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0-1-26 15: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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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山寨”教材满天飞 “马甲”一穿谁怕谁

教材市场令人眼花缭乱。记者 张国摄
 
攒本教材评职称——抄论文算抄,抄教材就不算抄?
 
就像“攒钱”一样,河北省一所大学的青年教师杨威(应受访者要求,此处用化名——记者注)把自己所做的事情称为“攒书”。他参与编写的第二本教材正在筹备之中。
 
这种写作带来了一个矛盾:他痛恨剪切复制出来的教材,可他又是“山寨”教材的一位生产者。
 
他参与编写的教材处女作仍在使用,虽然他“直到现在都不认为是本好书”。“我们这书,错挺多的,标题上就有错误,里面没有什么内容。”
 
当时,几位合著者自掏腰包,交给出版社一万多元,买了一个书号。书号有底价,超了字数就要加钱,“不能写太多”。
 
教材印行了1000册,出版社一本没留,全给了作者,让他们自产自销。“听说有的老师先把教材发给学生,再收钱,这样书就不能退了。我们没做这么狠。”
 
不够狠的结果是,杨威“赔大发了”,只卖出100多本,又送人几十本。
 
但他还是兴致勃勃地参与了下一本教材的编写,这本依旧“比较敷衍”。“把以前的书贴过来就是了。教材东拼西凑的特别多,‘编’不是‘著’,所以就可以抄。”
 
这正反映了教育界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人们忙着谴责学术造假、学术剽窃、学术腐败,对于教材制造过程中的不端行为,却有极高的容忍度。
 
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分社主持工作的副社长迟宝东博士说,实际上,与学术作品相比,教材直接面向受教育者,拿教材质量开玩笑,就是误人子弟,拿国家的未来开玩笑。“一部好教材是很难编的,既要反映学术成果,又要适合教学活动,要为教学活动做种种的设计。”他说。
 
迟宝东认为,教材抄袭很难界定,“把章节次序倒一倒,就成了新书”,而且很少有人去认真比对,抄袭的发现和取证都非常困难。
 
高教社也有维权部门,但它的主要职责是打击“盗版”,连“打盗版都忙不过来”,因此对于“盗窃”,更加缺乏威慑力。
 
杨威说:“我们一般是教授牵头,底下人干活。有时候,老师弄来编教材的项目,实际上让学生来写。没有办法,教授的精力是很有限的,不可能全身心投入。”
 
而职称比较低的老师,“书号也买不起,1万多算便宜的,3万也很正常”。
 
这位青年教师只能通过参与编写,来为自己“攒教材”,哪怕赔钱也干。在普通高校,教师名下的教材,也是评职称的砝码。
 
国家级教学名师、南开大学教授顾沛说,有人把这类教材叫做“职称教材”。不同层次的学校,对教材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一些普通大学看得很重,南开这样的名校,教材在职称评审中几乎没有分量。但名校的课程考核评比中,自编教材也很重要,于是,“职称教材”走了,“评奖教材”来了。
 
因此,在任何层次的学校,教师都有自编教材的需求,甚至故意拒绝现成的优秀教材,理由可以是冠冕堂皇的,为了“教材更有针对性”。
 
以出版换市场——包销1000册,这书你就是“主编”了
 
有的时候,教材作者连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需要,纯粹是赤裸裸的牟利。
 
天津一地方高校毕业生向本报记者反映,自己学《微观经济学》时,学院为大家指定购买了高教出版社的教材,任课教师又当堂推销自己的版本,并对购书同学逐一登记。担心不买就“挂科”的学生,不得不同时买了两本教材。
 
一家省级教育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告诉记者,有一名师范大学教师上门洽谈,想把讲义变成公开发售的教材,自费出书,自己包销。这名教师的底气是,每届学生有500人修这门课,每年就有500本的“消化量”。
 
这位编辑说,很多图书都是如此诞生的。由于出版社力量有限,只能检查编辑、校对方面的错误,没人审读专业性强的作品,“一般钱给到位了就都给出了,确实不知道写的到底咋样”。
 
“我比较担忧的就是,现在学校选用教材越来越进入无序的状态”,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分社主持工作的副社长迟宝东博士说。
 
他认为亟待建立教材使用的准入制度。“选用教材要有一个尺度,不能说随便拿来一本就能当教材,有的印个讲义也能当教材,符不符合出版物标准都很难说。”
 
他说,基础课、公共课教材,由于数量巨大,“钱”景尤被看好。一些老师宁可舍弃国家级的优秀教材,也要自己攒一本,卖给本校学生。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曾在一次与学生网上交流时,遇到了一个问题。学生直言不讳地对他说,本校编撰的微积分、线性代数、复变函数等教材,质量不是很高,建议引进外校高质量的教材。
 
李培根校长承诺:“教材使用应该以开放的态度,谁的教材好就用谁的。”
 
某位拒绝透露个人信息的出版界人士告诉记者,教材流入高校的渠道过去由学校教材科一手掌握,教材科以较低折扣从出版社进书,全价转卖给学生,获利颇丰。五六年前,国家整顿教材科,很多人因此落马,选教材的权力落到了教研室和任课老师手里。
 
紧接着,一些“市场手段用得很充分”的出版社,开始拉拢任课老师,请教师自己编书,再卖给自己学生,许以高额版税或稿酬。这叫“以出版换市场”。有的出版社还以“研讨”活动的名义,邀请各校任课教师和教研室主任白吃、白喝、白玩,甚至出国旅游。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教师的学术著作因“市场”狭小,而遭到冷遇,多要付费出版。
 
但如果教师掌握着一门热门公共课,情况又另当别论。出版社情愿“一赠三”,出版“大课”教材的同时,也可为相应教师出两三本“小课”(受众较少的专业课)教材。
 
一家素有声誉的外语类教材出版社社长,曾在不公开的场合说过:以前是“内容为王”,现在是“现金为王”。
 
江西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高校,因为招生量大,一门公共必修课教材的出版成了“香饽饽”。任课教师先与一家知名出版社洽谈,希望拿到一个很高的版税,谈判破裂后,另一家知名出版社社长亲自带队,以更高的版税“拿下”。
 
这笔生意的“成果”是,出版社获得了一年上万册的销量,任课老师取得了丰厚的回报,学生拿到了一本定价高、质量低的教材。
 
更有甚者,有出版社先找人编完一本公共课教材,再分别与各高校任课教师接触,为了打进甲校市场,请甲校教师挂名“主编”,还白给报酬;在乙校,同一本教材的“主编”就换成了乙校的教师。
 
西部一家出版社,曾以某学会的名义向很多高校学生处发了一纸通知,称将组织编写一本就业指导类的教材,开出条件:你能使用500册,就可给你一个副主编名额;包销1000册,你就是主编。
 
国家级教材也在注水——教材不是编出来的,是教出来的
 
我国现有大学2263所,根据记者从国家图书馆查询的结果,“大学语文”类图书就有1000多种。2009年就新出了70多种不同版本的《大学语文》。而2008年7月,记者查询到的数字是759种。
 
“大学语文”类课程是普遍开设的一门公共课,已有四五个版本的教材被视为经典之作,但它们没能挡住新版本的问世。一位作者对记者说,这是教材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
 
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良币”自身也在注水。
 
“教材问题,我感到有作者的原因,有出版社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有教育部的原因。”一位教材评审专家接受了采访,但拒绝透露姓名。
 
由教育部认定的国家级规划教材,是国内最高水平的教材。教育部鼓励各高校选用此类教材,以确保教学质量。“十五”期间,约有各地申报的3000种教材被列入这个规划。
 
到了“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指标突然猛增至1万种左右。这位专家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国家级规划教材的评审。
 
在这场评审中,有十几个学科组提出了同一个问题:指标太多,用不了。过去恰好相反,各学科都要求增加指标。
 
“就像只能评出300本国家级教材,非让你评出500本来。”
 
教育部确定了9716种选题列入“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此后又有2025种选题获批进入国家级教材规划的“补充”行列。结果,有一些教材大家看了觉得“不该进入”。“现在大家普遍感觉,‘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含金量,远远不如‘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据透露,与“十五”由各高校申报国家级规划教材不同,“十一五”改为由出版社申报。结果,各出版社争抢“国家级规划教材”的名头。
 
一位出版界人士对于突然增加指标表示很不理解:“应用学科的教材应该随着学科本身发展不断变化和改版,但基础学科教材显然没有那么多变化的需要。但现在都是‘一刀切’来操作。”
 
河北教师杨威的一大目标是也能出一本“规划教材”,因为评职称好用,评精品课也能用。但他所在的学校档次不行,还够不着“规划”,因此,他眼下只能皱着眉头,继续攒书。
 
对于这些攒出来的教材,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老师颇有怨言。他抱怨,自己不得不为一些教材改错,既有文字上的,也有知识上的。不知为何,有的错误在第一版出现过,第二版、第三版……再版多次也不见更正。
 
作为教学名师,南开大学教授顾沛经常应邀四处参加评审,他注意到,很多教材里的错误都是“不太像样的”,有的甚至是比较严重的科学性的错误。
 
顾沛指出,教材与学术专著是有区别的,因为教学内容相对比较固定和传统。科学水平高的人写教材未必行,教材必须是有教学经验的人来编写,而且必须经过教学实践的考验。从讲义到教材,要反复几次以后才能变成铅字。
 
“教材不是编出来的,是教出来的,来回反复修改,来回‘磨’。”这位出版过国家级规划教材、担纲过国家级精品课程、当选过国家级教学名师的教授说。
 
市场的需求面前,并非所有人都赞同慢吞吞的打磨。辽宁一名中文系教师为了评职称,就走了捷径。这名教师向一家书商付费,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封面印着这家教育类权威出版社的标识。但作者向高教社查询却发现,自己的文学著作属于赝品,从书号来看,那应该是一本体育学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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