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中央研究院”比较多地学习了西方学术建设的传统，院士制度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从民国初年到20世纪中期，半个世纪学习欧美所建立的学术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后却渐渐地抛弃了。直到如今，我们才渐渐意识到严格依章行事，尊重学术的自主和自由，是超越任何政体的科学发展的普遍法则
1947年初夏，完成参与北京大学复校工作，拖着疲惫身躯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去美国医治高血压。此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提名工作已经在全国展开。6月20日，忧心忡忡的傅斯年不远万里给北大校长胡适写信，信中说“天下大乱还要选院士”，恐怕难以成功，“这事问题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院弄垮台”，但“大家不听”，也只好抱着“竭力办得他公正、像样，不太集中，以免祸害”。
傅斯年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随着战火的蔓延，谁还有心思选院士？胡适召集北京大学“教授会”，讨论发展，大家谈的却都是吃饭，历史学家向达起身说：“我们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但结局却是出乎意料的顺利。1948年4月1日，中研院正式公布了81名院士的名单，最长者为83岁的吴稚晖，最年轻的是37岁的陈省身。2004年12月，当年最年轻的院士陈省身驾鹤西去，而现今唯一健在的首届中研院院士贝时璋也已是105岁高龄了。如今，这批在战火硝烟中产生的院士正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
“从中央研究院院士到解放后的学部委员，再到后来的院士，我们似乎是绕了一个大弯才渐渐地回过神来，重新捡起我们以前曾义无反顾地抛弃掉的那些东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扬宗告诉《科学新闻》，“而这些本该尊重的传统和坚守的原则，在1948年的那次选举中就有了。”
院士之议
现年75岁的中科院电工所严陆光院士在北京中关村的寓所向《科学新闻》讲述了自己的父亲、物理学家严济慈第一次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情形。“我当年也只有十几岁，和家人住在昆明的黑龙潭。48年9月，父亲从北平到南京参加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会后，他特意由南京到昆明和我们团聚。”在严陆光的记忆中，平时一向少言寡语的父亲在谈到首届院士会议的时候却显得十分高兴。
在院士会议召开之前，3月25日至28日的评议会第五次年会进行了院士选举，时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47岁的严济慈在普选阶段，获得25个评议员中的23票，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严济慈和中研院的关系要追溯到1928年中研院成立之初。那时，刚刚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归国效力仅一年的严济慈就当选为正在筹备中的中研院评议会评议员候选人。只是那一年的评议会因为“关系复杂，牵涉太多”终究未能成立。
诚如院长蔡元培所说：“对于向我们咨询专门问题的人，我们当然有指导的责任；对于在学术界有重要发明或贡献的本国学者，我们有时亦认为有奖励的义务；对于和我们志同道合的研究机关，我们更觉得有联络的必要。”为担当“咨询、联络、奖励”任务，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需成立评议会，“为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
1935年6月，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的推动下，评议会正式成立。而在同时当选的41位评议员中，包括了来自高校和学术机构的聘任评议员30人以及由中研院院长和所长组成的11位当然评议员。
“首届评议员主要由学者组成，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最高水平，官僚在其间并不占据重要位置，这样他们的决策可以真正代表学术界，不至于仅仅成为政府的‘传声筒’。”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剑分析道，“虽有王世杰（时任外交部长）、朱家骅（时任行政院教育部长）这样的纯粹官僚，但王世杰的法学、朱家骅对地质事业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评议会成立后，当年的《科学》杂志发表社论说，评议员“除极少数非科学家外，余皆为吾国科学界各方代表人物，极一时之选，评议会既告成立，实为该院最高策源机关，斯不仅关系该院前途之发展，亦吾国科学史上值得记载之一件大事”。
事实上，在院士会议举行之前，评议会一直是中央研究院最高的决策机构，而在首届院士的选举中，“评议会和评议员无疑扮演了核心的角色”。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郭金海告诉《科学新闻》，“良好素质的评议员和能代表科学界意见的评议会为院士成功选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15个筹委会委员，由评议员以通信投票的方式产生，分数理、生物、人文三组，每组5人，当选者需得到全体评议员半数以上的投票。1948年4月，第一届院士产生，此后每届的评议员都须经院士会议由院士投票方可产生。
选举筹备
院士之议由来已久。蔡元培在最初筹备中研院时就计划特设名誉会员和外国名誉通讯员，“其职权虽不尽如院士之重要，但重视学术专家及国家学院制度，实出一贯”。其后由于没有充分的人才基础以及抗战的影响，只好以1935年设立的评议会作为过渡。
进入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国内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等各个研究所以及各个高校的相继成立，各个基础学科已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的科学家。加之抗战结束，百废待兴，选举院士、建立院士制度的提议自然也就浮出了水面。1946年10月，中研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三次年会作出了举行第一届院士选举的决议。
1947年3月至5月，随着《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规程》的发布以及选举筹备会的成立，院士选举进入程序化操作阶段。1947年5月16日，院士候选人的提名在全国展开。选举筹备会给南京、北平、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成都等地报社寄发《院士选举筹备会通告》，请报社在头版连续刊登3日。东北大学、云南大学、山东大学、唐山工学院、中国地质学会、静生生物调查所等50个机构积极响应。
正式提名结束后，选举筹备会于8月27日至10月13日连续召开了四次会议，按照《选举规程》对各方提名进行严格的初审，结果在所提的510人中，删掉了108人，将剩余的402人再提交给评议会。
在删除的人选中，不少是因为提名者没有遵行《选举规程》的规定。在一份提交给评议会的材料中记录了西北大学、交通大学等高校的教授因“一人投一科以上的票”而将其选票“均暂作废”，并注明“按照本会选举规程第四条之规定‘每一教授不得投一科目以上之票’”。
1947年10月15日至17日，评议会第四次年会召开，审议402人的大名单，最终议决150名院士候选人。《选举规程》曾对院士的选举资格作出规定：其一，对所习的专业有特殊著作发明或贡献；其二，专业学术机关领导或主持在五年以上，成绩卓著。二者符合其一，即可当选院士。而候选人的学术水平，则是评议会尤其要考察的。
学问为大
但学术也许不是唯一的标准。在日伪机构任职者，不管其学问多高也一律被排除在外。原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萨本铁因曾在日据北京大学当过化学系系主任而被除名就是一个例证。在此前的投票中，萨本铁与高崇熙、黄子卿、孙学悟三位化学家并列化学组第三位。
除了出任伪职，政见不同也是一个“危险”因素。在1947年10月15日的会议中，针对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郭沫若能否当选院士就发生了激烈的辩论。
有人认为郭沫若同情共产党，其罪过更甚，理应予以删除。此时，同为考古学家的夏鼐认为此事关系重大，遂不顾自己列席者不能参加讨论的身份，起身为郭沫若辩护：“Member of Academia Sinica（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学术之贡献为标准，此外只有自绝于国人之汉奸，应取消资格。至于政党关系，不应以反政府而加以删除。”鉴于双方分歧很大，最后决定以无记名方式表决。结果人文组的13票对8票，仍将郭沫若列入了候选人名单。
1948年2月2日，远在美国芝加哥的考古学家董作宾写信给胡适：“春间中研院选院士，您必出席，关于考古学方面，希望您选思永或沫若，我愿放弃，因为思永在病中，应给他一点安慰，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这是早想托你的。”
董作宾在抗战前曾无条件将殷墟新发掘的著名的大龟四版拓片送与郭沫若研究，不料郭却抢先发表，两人遂起芥蒂。
“此时他向胡适推荐郭，自然不知道胡适虽与郭政见不同，但依然站在学术公理的立场上支持提名郭当院士。”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罗丰说。
意味深长的是，郭沫若当选中研院院士后，则拒绝接受学术界这一最高荣誉，他并不知道这背后许多人为他的当选所作的努力。
“不仅对于院外的人士不存在政治偏见，即使是对于院内的，如果觉得学术水平不够，也不予选举，这种宁缺毋滥的态度是真正贯彻始终的。”郭金海说。
作为中研院评议会的评议员，中研院天文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张钰哲、中山大学教授张云及在加拿大的天文学家余青松三人，本来具有“先天”的优势，但会议认为此三人的学术水准尚不足与院士称号相称，最终决定天文学空缺，暂不提候选人。
胡适作为人文组的召集人，不但主持会议，16日晚更是连夜赶写人文组院士候选人“合格之根据”，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评议会连续召开，讨论十分激烈，最后敲定的名单在17日晚7时公布。
新科出炉
1947年11月15日，中研院于政府公报和京沪各大报，公告了最后候选名单及每位候选人所治之学科或事业著述，并在发表公告后的4个月内欢迎各界人士提出批评及建议。候选人的公布，引发了不少学者的关注。
时任北大化学教授的袁翰青认为，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纪育沣“在化学界虽为前辈，亦偶有论文发表，但所发表之论文均无创见……国内类似纪先生为院士，恐既不能使国内化学界心服，亦不免使国际化学界讶异也！”王和夫揭发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马文昭的数篇文章“皆其技术员、助手及友人代作、代写”，并说“评议员林可胜及吴宪二先生熟知此人，可请其作证”。纪育沣在普选中仅得1票，在接下来的四次补选中，一次得到1票，其余三次均得0票；而马文昭在普选中仅得1票，四次补选均得0票。
远在美国的傅斯年也不甘寂寞，亲自写信由夏鼐转交给中研院总干事萨本栋，信中说：“候选人中确有应删除者，如刘文典（时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君，刘君校《庄子》，甚自负，不意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员王叔岷君曾加检视（王君亦治此学）发现其无穷错误。更有甚者，彼曾为（云南）土司之宾，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今列入候选人名单，如经选出，岂非笑话？学问如彼，行为如此，故斯年敢提议将其自名单除去。”由于傅的举报，刘文典在接下来的五轮投票中，得到五次0票。
但傅斯年同时要求医学加入戚寿南（时任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和沈克非（时任上海医学院教授）、农学加入农学家谢家声的提议却被评议会拒绝，理由正如夏鼐回复给傅斯年的信中所说的：“惟依章程，不能于候选人名单以外添人，故戚寿南先生等，无法加入。”
“依傅斯年在学术界的威望，他固然可以举报，但却不可在候选名单外推荐，足见评议会办事是何等的重视规则。”郭金海说，“正是由于评议会严格按照选举规程操作，才真正实现了院士选举的公平与民主。”
1948年3月25日至28日召开的评议会第五次年会，经过分组审查、一次普选和四次补选，最终确定了81名中央研究院的首届院士。而所有的候选人必须经过4/5投同意票才可当选，即25名评议员中需要得到20名评议员的票。
美中不足
虽然这81名院士“足以代表今日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但也并不是完美的。夏鼐曾温和地批评说：“中研院的所长和专任研究员，因为‘近水楼台’的关系，他们的工作和贡献，院中同人自然比较熟悉。又加以人类到底是感情的动物，朝夕相处的熟人之间多少有点‘感情’的关系。所以同等成绩的学者，也许是院内的人比较稍占便宜。”
而中研院时任院长朱家骅的当选更遭到訾议。时任北京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校长杨钟健回忆说，地质学当选的6名院士中，“独朱对于地质方面的工作太少。然因别的原因（推进工作有功）而当选。此事为许多人不满”。时任清华大学农学院院长的汤佩松几十年后回忆说：“至今我仍未得到一个问题的答案：个别院士是怎样被‘遴选’进来的？并且又如何‘当选’为第一任院长的？”
张剑认为，朱家骅仅有两篇博士毕业时代的论文，且以“研究家”名义当选院士，自然招来非议。
通过考察可以发现，以主持学术机关当选院士的有朱家骅、姜立夫、李书华、叶企孙、周仁和袁贻瑾等人。
在《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录》的著作目录上，姜立夫只有1945年发表在《科学记录》上那篇用矩阵方法改写并发展了圆素和球素几何学的论文。李书华的著作也仅有1922年发表的两篇论文。叶企孙的著作分别为1921、1925年发表的两篇论文，都是学生时代的成果，回国后“即不研究特别问题”了。周仁亦仅有1915~1937年间发表的3篇文章。袁贻瑾的论文仅5篇，相比其他医学家如陈克恢的225篇论文，实在有点少。
“这些院士的学术成就和当时的国际水准还是差很远的，他们的贡献主要也是作为国内该学科的奠基人，比如叶企孙，要求有很高的学术成就也不现实。”王扬宗告诉《科学新闻》，“但毕竟是通过严格的民主程序选举的，在国内学术界至少得到了承认，而且相对比较集中，以从事科教领导岗位当选的毕竟是少数。以后就不是这样了，55年学部委员就是通过推荐和协商选出的，没有科学界的评议，其中还有不少学部委员是派到科教部门工作的党政干部。”
最后晚宴
在严济慈的回忆中，1948年9月，辽沈战役已经打响。在炮火纷飞中，严济慈从北平经天津坐船到了南京，参加23日举行的中研院院士会议。
1948年9月23日上午10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鸡鸣寺中研院礼堂开幕。至少49名院士出席了开幕式。蒋介石、何应钦等政府要员，张伯苓、吴贻芳等教育界名流也参加了开幕礼。为求节约，整个会场布置简朴，连鲜花都未摆设，虽然天气阴雨，亦不开灯。
年龄最大的张元济和声望最著的胡适作为院士代表相继发言。张元济的讲话给严济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严济慈回到昆明的家中还向家人称赞张元济的“直率”。83岁的张元济在学界威望甚高，讲话自然有很重分量，他说：“倘若再打下去，别的不用说，我恐怕这个中央研究院，免不了要关门。”
这番话使在场的何应钦等国民党要员相顾失色。会后，胡适忍不住抱怨说：“菊老，今天大家在做喜事，你的发言未免说得太煞风景了。”
一向温和的胡适则在发言中对众人说：“不是我们挂方牌子作院士，只坐享其成；或者下半世纪也靠自己成绩吃饭，而不继续工作。中央研究院不是学术界的养老院，所以一方面要鼓励后一辈。我们可以够得上作模范，继续工作，才不致使院士制度失败。第二，多收徒弟。今天我们院士中，年纪最轻的有两位算学家，也是四十岁的人了。我想我们这一点经验方法已经成熟，可以鼓励后一代。再即希望以后二十年，二百年，本院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起来。愿互相勉励。”
多年之后，严济慈讲起自己参加院士会议的经历：会议期间，蒋介石在总统府请大家吃饭。到总统府去时，前面是几部小车，我们这些院士坐大卡车。我们在车上开玩笑说：“大人坐小车，小人坐大车。”
是日晚8时，蒋介石在总统府官邸宴请全体院士。晚宴“极简单而精致，但五十岁以下人均觉不能果腹”。宴会时间不长，至9时一刻即散。
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家石璋如后来回忆：“当时在研究院办了很热闹的庆祝活动。上午开会，晚上就请吃饭，从总办事处到地质研究所前头的空旷处，桌子一路排开，放上酒跟点心，夜里灯火通明，称作游园会。刚开始的时候人很多，爱去哪桌吃、喝酒都可以，可是天气不巧，打了响雷下起了阵雨，大家就集中到总办事处的演讲大厅去了。”
在这新旧政权的更迭之际，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政府，在军事战场外，都对中国学人展开了争夺。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傅斯年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地下党等途径展开争取。
严济慈回忆：“开完院士会，我立即动身去了昆明。当时确有很多人跑了，有的去了台湾。如果国民党找到我，我也脱不了身。”严陆光告诉《科学新闻》，那时已是1949年的年初，北平已经解放，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哥哥严又光意外地遇到了多年不见的舅舅张宗麟。张宗麟时任北平市军管会教育接管部副部长。他对我哥哥说：“赶快打电报叫你父亲回来。”父亲接着哥哥的电报，看到“麟舅盼晤”四个字，马上从昆明到香港，在香港等了一个多月后，坐船转道仁川、天津，随后到了北京。
1949年1月，上海祁齐路的在君馆，中研院将南京和上海各研究所的人员、仪器、图书等集中起来准备搬迁至台湾。4月24日，院长朱家骅召集院务会议，在会议席上，中研院的成员同意了迁台的决议。但仅仅在会后不久，情况就发生了改变，许多研究所拒绝迁台。在动员未果的情况下，朱家骅于25日乘飞机离开上海，飞往台北。
国共局势急转直下。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中央研究院的大部分人员、图书、仪器等最终留在了大陆，成了新中国发展科学事业的基础和重要力量。而在中央研究院的81名院士中，迁至台湾的仅有凌鸿勋、林可胜、傅斯年、董作宾、李济、王世杰、吴稚晖7人，在国外的有陈省身、李书华、赵元任、汪敬熙、胡适、吴大猷等12人，其余50余人（除萨本栋等人去世外，）均留在了大陆。
在台湾，依靠搬迁至台的数学所及历史语言研究所，残存的中研院又要陷入复建的困境。
1949年初，已被蒋介石派专机由北平接到南京的胡适与傅斯年一起度岁。他们相对凄然，一边饮酒，一边背诵晋代诗人陶渊明所作《拟古》诗：“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催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吟罢，两人均潸然泪下。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中研院在大陆关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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