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科学是否能减缓全球变暖，技术是否能保护我们免受生物恐怖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害，研究人员能否发明救生的药物，或者创新能否再造我们的工业、创造21世纪的就业岗位，科学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我们赖以生存、护卫人类安全和繁荣的关键所在。——奥巴马

 

随着1月20日奥巴马入主白宫，奥巴马政府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如何实施将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其科技政策的变化更为引人关注。在上任前的几周里，奥巴马多次就依靠科技重振经济发表谈话，他对能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对全球变暖的观点和对策以及对干细胞研究等的态度和其前任似有迥然之别，这一点人们从前不久奥巴马所提名的白宫科技顾问班子已可见一斑。

 

4位被奥巴马提名、寄望恢复美国在科技领域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家是：哈佛大学物理学家约翰·霍尔德伦作为奥巴马的主要科技顾问，将担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跟霍尔德伦一起在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共事的还有诺贝尔奖得主哈罗德·瓦姆斯以及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人类基因组研究专家艾瑞克·兰德、海洋生物学家简·卢布琴科，后者还将领导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这个机构负责政府有关全球变暖的大部分研究工作。

 

12月18日，当奥巴马宣布以上人选提名后，这几位科学家立时成了新闻人物：他们是谁？他们将如何影响美国的科技决策？这些问题不仅美国民众关心，中国的公众也会饶有兴趣。为此，将有关资料整理成文，以供读者了解。

 

 

 

奥巴马在提名霍尔德伦出任白宫科技顾问时，对这位有物理学背景的能源和环境问题专家称誉有加：“他是气候和能源方面的著名物理学家，在这些方面作出的贡献赢得了许多荣誉和嘉奖。他还跟其他人士一起坚持不懈地疾呼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威胁日益加剧。我期待着他在未来几年里提出睿智的建议。”

 

作为物理学家的约翰·霍尔德伦(John Holdren)，现在更被人记住的身份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公共政策领域国际知名学者。1970年，霍尔德伦在获得斯坦福大学等离子体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曾在洛伦兹·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工作了三年。霍尔德伦对公共政策问题的兴趣始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他已对科学和有关核武器政策这一交叉学科感兴趣，他参与了1960年代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咨询工作。

 

上世纪70年代初，霍尔德伦参与了著名的非政府组织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的活动，正是在那里，他开始关注能源问题。1973年回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他在全校发起和领导了有关能源和资源问题的研究生学位课程计划。

 

整个80年代，霍尔德伦是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理事会组织非常活跃的参与者，参与了该机构发起的反对军备竞赛和禁止核武器扩散的一系列活动。1995年，该机构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而霍尔德伦作为该机构的代表应邀在挪威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上发表演讲，其在该组织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1996年后，霍尔德伦把自己的工作重心移至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并最终成为研究全球环境问题的伍兹霍尔研究中心的主任。近年来，他出任了著名的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主席和董事局主席。

 

霍尔德伦是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和艺术科学院院士，他是300篇论文和文章的作者，是20本著作和报告集的合作作者和编辑，其中包括《能源》(1971年)、《人类生态学》(1973)、《生态学》(1977)、《转变中的能源》(1980)、《地球和人类的未来》(1986)、《战略防御和军备竞赛的未来》(1987)、《通过合作构建全球安全体系》(1990)、《军事研发的转换》(1998)和《终结能源僵局》(2004)。

 

美国物理学会执行主任迪拉这样评价霍尔德伦：作为物理学家的扎实研究使他获得了科学的信誉，而他在能源技术和政策、全球环境变化以及核武器控制和防扩散方面广泛和赢得尊重的工作使他成为一个著名人物，他坚信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科学和技术在促进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必须起到关键作用。

 

前不久，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召开的一次讨论能源和环境问题的会议上，霍尔德伦说，他在作了35年思考后得出结论：环境是能源问题的核心，能源亦是环境问题的核心。环境问题的焦点在经济，而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能源都是可持续发展中最需要重视的事情。

 

去年5月26日，霍尔德伦曾到访中国，在清华大学发表了题为“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我们知道什么？应该如何应对？”的演讲。他指出，人为产生的影响导致全球气候发生变化，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变得日益严峻，比如洪灾和干旱的增加、冰河的萎缩、北冰洋日益缩小、格陵兰岛正在融化等等。在可怕的后果变成现实前，世界需要采取实实在在的努力来减缓全球变暖造成的危害。

 

在谈到气候政策时，霍尔德伦指出，发达国家必须在实施昂贵的解决方案中起到领导作用，对初期成本给予更多关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在谈到中国在应对气候挑战时的作用时，他表示，中国在全球能源环境问题中的作用越发重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允许以新且高效的技术和基础设施取代旧而低效的技术和基础设施，中国将在未来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清洁煤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从某种程度上讲，此次受命担任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联合主席之一的瓦姆斯的知名度可能更高，部分原因可能与他是诺奖得主有关，因发现了逆转录病毒致癌基因的细胞来源，瓦姆斯分享了1989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哈罗德·瓦姆斯(Harold Elliot Varmus)1939年出生于纽约一犹太人家庭。1957年他考入阿默斯特学院医学预科班，本想子继父业做一名医生。但入学后发现自己对英语文学和写作的兴趣远胜于医学，所以最终他凭借一篇关于狄更斯的文学论文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由此，他准备继续到哈佛大学进修英国文学的研究生学位，但1962年目睹了他原先在阿默斯特学院选择医学的同学所从事的事业与人们的基本需求直接相关后，他改变了主意想重回医学院。同年，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内科和外科学院学习，并于1966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为了避免到越南打仗，1968年，瓦姆斯参加了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公共卫生服务。在内分泌学专家帕斯坦指导下，他研究了环磷酸腺苷的细菌基因表达；1970年他开始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毕晓普的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

 

瓦姆斯和毕晓普无论性格和经历都有很多相似处，二人不仅能共同分享科研的乐趣，在其他方面也能互相欣赏，正是这种长达20多年的协作关系才创造出了重大的科学发现。上世纪70年代初正是癌症研究最活跃的时期，其中病毒致癌是最重要的研究方向。瓦姆斯和毕晓普所设计的实验证实，原癌基因来自正常细胞而不是逆转录病毒，只有当病毒基因插入，在环境中放射线、毒物、吸烟等的影响下突变才可能实现。正是这一研究，使他俩获得了1989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1972年瓦姆斯在旧金山分校获得教职，1979年他受聘该校教授。1984年，他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由于注意到科研制度上的一些缺失对科研的影响，从90年代初开始，瓦姆斯开始涉足科学管理工作，1992年他成为克林顿竞选总统时的科学家小组的一员。1993年，克林顿提名瓦姆斯为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院长。在主政NIH期间，瓦姆斯在许多方面改变了NIH，他加强了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同时还平衡了对一些特殊疾病如艾滋病的专项支持。瓦姆斯成功召募了大量顶级科学家加盟，增强了NIH的科研实力，并且使NIH的研究经费在几年间几乎增加了1倍。在频繁的国会陈述中，瓦姆斯努力使议员们意识到：没有基础研究，找到特定的治疗方法仅仅是一件碰运气的事情——几乎不可能；相反，有了基础方面的知识，一种新的治疗手段才可能迅速出现。瓦姆斯还坚持认为，基础科学方面的进展无法预定，只能依靠灵感、坚持和偶尔难以预测的发现。对于科学家而言，需要他们充满了对自然界的好奇心、对科学研究本能的热爱和多年艰辛的努力。瓦姆斯使立法者确信并采纳他的建议，从而能够对长期的基础科学研究进行强有力的支持。这些使得瓦姆斯在NIH的6年任期内，为美国的科学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NIH任职之初，他开创了科学论文的开架阅览制度，力主科学家(而不是学术期刊的编辑)对自己研究工作的传播应有控制权。他倡导建立这样一种系统，在这个系统里，科学家在相关论文发表的6个月后，应无偿将相关文章放到PubMed Central(一免费的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类科学文献的数据库)，这项举措对推动世界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生活中的瓦姆斯是一位狂热的自行车手和选择性运输咨询委员会成员，这是一个在纽约范围内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极力倡导步行、自行车等非动力运输方式。他还是一名赛跑者、划艇手和垂钓爱好者。

 

 

 

奥巴马挑选海洋生物学家简·卢布琴科(Jane Lubchenco)领导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信息发布后，学界内外一片称好声。海洋生物学界认为奥巴马的这一指定对海洋界是个重大利好，至少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将更为人关注。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是隶属于美国商业部的科技研究和管理部门，主要关注地球大气和海洋变化，提供对灾害天气的预警，提供海图和空图，管理对海洋和沿海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研究如何改善对环境的了解和防护。

 

学术圈内人士普遍反映，没有谁比简·卢布琴科更合适领导NOAA了。作为世界级的科学家，她知道为遏制海洋资源的日渐减少，哪些是必须采取的紧急行动。她正在引进最好的科学和有效的发展战略以复兴美国和全球的渔业，应对全球变暖，保护濒临灭绝的海洋物种。

 

出生于1947年的简·卢布琴科是一位环境科学家和海洋生态学家，她毕业于科罗拉多大学，并在哈佛大学海洋生态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其后在哈佛任教两年，1978年后在俄勒冈州立大学获得教职。作为海洋生物学家，她对人类和环境相互作用、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科学、生态系统服务、海洋保护、海岸生态系统、海洋和地球的现状，都有深刻了解。

 

卢布琴科目前正领导着一个跨学科的科学家团队，研究对象主要是美国西海岸的海洋生态系统。他们希望知道生态系统是怎样工作的，它正在发生着怎样的改变，人类如何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来持续地从海洋生态系统获益。

 

卢布琴科和她的研究团队通过多年的实地研究证明，由于受累于气候变化，海洋中的“死区”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为此，她正在推动划定禁止人类捕捞和海洋矿藏开发的海域。在一封发给同行的邮件中，卢布琴科这样写道：国家海洋和大气署在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中将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稳定气候、恢复海洋健康和海岸的活力。

 

卢布琴科在国际和国内舞台上积极推动着科学交流，她是美国科学促进会和美国生态学会的前任主席，也是向总统和国会提供咨询并监督国家科学经费执行情况的国家科学理事会的成员。她经常在国会召开前作证，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或者向白宫、联邦政府和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宗教领导人和商界领袖提供科学上的建议。她也是俄勒冈州当局有关全球变暖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事务的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之一。

 

卢布琴科创立了Aldo Leopold领导项目，该项目旨在将一些杰出的环境科学家打造成成功的领导者和把科学信息向公众、政策制定者以及媒体和其他私营机构作有效沟通的传导者。

 

卢布琴科积极参与了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活动，这是一项为期5年的国际科学评估计划，旨在研究环境改变对人类健康生活等的影响。她是这一计划的商业和工业分机构的共同主席。

 

卢布琴科在生态学上的贡献已被广泛承认，有8篇文章被列为一流科学引文。她也是世界上专业论文引用率最高的学者之一。她先后被推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会会员、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她还是多个生态基金会的负责人，被授予包括麦克阿瑟研究员、皮尤研究员等在内的8项荣誉学位。2002年被授予海因茨环境奖，2003年被授予与公众互动的尼伦贝格科学奖，2004年被授予环境法研究会奖(她也是首个获此殊荣的科学家)。2005年获公众理解科学技术奖。

 

一位和卢布琴科共事多年的同行这样评价她：她致力于做最好的科学，并提供给政策决策。她对海洋及海洋生物的热爱，对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对全局的把握和平衡，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记得在一次会议期间，我们几个人黎明时动身到富尔顿渔业市场去看来自世界各地的鱼。我们为来自于那么遥远的鱼而吃惊。我们在议论如何拯救因过度捕捞、污染和海洋动植物栖息地环境的恶化造成的渔业资源日渐衰竭。那时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后来的5年她就领导了美国的这个主管部门，并实实在在地推动着海洋资源的保护。

 

 

 

提到艾瑞克·兰德(Eric Lander)，凡是关心过去一二十年科学突破的人对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正是他，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最终完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此次他和霍尔德伦、瓦姆斯、卢布琴科一起被奥巴马政府提名为白宫科技顾问，外界猜测，这可能意味着美国在生命科学的若干前沿领域，如干细胞研究等方面采取更为积极的取向和政策。

 

兰德1974年毕业于著名的纽约Stuyvesant中学，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17岁时他发表了一篇关于拟数的论文，为此他获得了西屋奖。此后他作为罗氏奖学金学者，受佩特·卡梅伦指导，在牛津大学完成了对称设计方面的博士论文。作为数学家，他的研究方向是组合数学和群映射理论在编码中的应用。

 

他喜欢数学，但并没有打算将整个生命投入与数字打交道的孤寂中。在其兄长的建议下，他开始关注神经生物学，“因为人脑里潜藏着大量的信息”。尽管不知道未来能干什么，但他尝试着在哈佛商学院教授管理经济学，并开始撰写有关信息论方面的书籍。他下决心去钻研细胞神经生物学，以后又先后研究了微生物学和遗传学，“当我最后觉得我已经入了遗传学的大门后，我就试图进入遗传学领域。”他在这方面的研究使得他和麻省理工遗传学教授大卫·玻兹坦走到了一起。玻兹坦一直致力于试图揭示复杂遗传系统的细微差异何以导致产生癌症、糖尿病、精神分裂症、肥胖这样的紊乱。兰德1986年加入怀德黑特研究所，不久作为遗传学家加盟麻省理工学院。

 

兰德曾说过，生物学面临的挑战正是揭示人类疾病的分子基础。他的行动计划包括发现癌症的形成机理、解码细胞通讯的信号、揭开遗传变异的来源。他对开发完成上述工作所需要的技术和方法一样抱有热情。1987年他被授予声望很高的麦克阿瑟奖学金。1990年他发起成立了怀德黑特研究所及麻省理工学院基因组研究中心(WICGR)。该中心已成为世界领先的基因组研究机构。在兰德的领导下，该中心在发展针对哺乳动物基因组的分析方法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一些熟悉兰德的同事称，兰德绝不是那种只擅长同实验鼠打交道的科学家，其实他更擅长的是同人打交道。

 

他的多学科背景(他在进入生物学前受过数学训练，教过经济学)帮助他跨越了学科间的屏障，并团聚了各种性格的科学家一起共事。在回答《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有关他的背景对他有何帮助时，他回答说：我能说多种“语言”，因此我可以扮演翻译的角色。我可以说数学家的语言，也可以说计算机或者经济学，甚至医学和商业的语言。借助这些，我就可能去倾听和理解每个人的观点。领导者的工作就是成为催化剂。你如何处理团队中出现的缺乏自信？任何研究者在研究中始终会出现不自信和不安全的感觉。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去分享疑问，而是分享愿景，这样当其他人不自信时，你才可能成为稳定军心的岩石。

 

兰德目前领导着“癌症基因组图谱工程”，这是一项在历史上空前的生命科学领域大项目，目标是悉数搜出能诱发促使癌症的基因变化。在这项工作中，数学将是核心。针对230种不同类别的每一种癌症，要对500名病人的组织样本进行全面的剖析。这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仅仅从12位癌症患者的肿瘤细胞中，兰德和他的团队就已经发现了1200多个存在缺陷的基因。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在将来对每种肿瘤的缺陷基因进行图谱分类，以便对其进行治疗。

 

如今，兰德正在将人类基因组的知识用于医学的基本问题：找到病因与症状间的关系。他认为只有了解了所有的基因及基因产物在细胞里是如何工作的，关注它们的工作环境，才能理解人类的遗传变异。他认为要做到这点，必须要靠从基础生物学到化学、从基础科学到临床医学以及所有学科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