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扬 来源: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发布时间:2009-12-31 16: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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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守槃:心中一条弯弯的河
 
梁守槃,福建省福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现任航天两大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航天高级技术顾问梁守槃今年已经90多岁了。多少年来,在他的办公室,人们常见到的是他伏案在一页又一页的纸上,推导着一个又一个外行人极难看明白,又显得令人枯燥乏味的公式。然而,那数字连着数字,符号连着符号的公式,在他的眼里并不枯燥,而是犹如一条万曲千折流淌不息的河,不仅永远充满活力,而且还会说话,讲述一个又一个充满自信、创造并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中国第一枚导弹总设计师却只去过一次西北发射场
 
我国的第一枚导弹和以后多次的导弹发射试验,都是在大西北的一个发射试验场进行的。按说,那应是曾担任我国第一枚导弹总设计师的梁守槃常去的地方,但40多年过去后,梁老屈指算了一下,却只去过一次。
 
1956年,当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得知中国要搞导弹时,毫不保留地说:“军事工程学院的科技专家都可以给,调哪个给哪个。”不久,担任教授会主任的梁守槃踏上了奔赴北京的列车。
 
北京对他并不陌生,那是他生长的地方。然而,到1956年进京时,他已经与故乡阔别20年了。
 
1933年,梁守槃考入清华大学航空专业,自己选定的座右铭是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在这个座右铭警示下,他埋头苦学四年,以优异的成绩在1937年毕业。接着又进入南昌航空机械学校高级班继续求学,毕业后到航空委员会担任了绘图员职务。这是一份很称心的工作。但不久,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的铁蹄和在天上恣肆狂轰滥炸的飞机,使梁守槃在绘图桌前再也坐不住了。“中国的被动挨打,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要航空救国。”一个造出自己的飞机、使祖国强大起来的想法陡然在梁守槃的心头萌起。
 
1938年,梁守槃辞别父母,踏上了去美国求学的海船。一年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1940年,他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祖国。1942年,他辞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副教授职务,到国民党空军在贵州大定办的航空发动机厂,担任了设计课长职务,想在航空制造上能有一番作为。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他与全课人员历尽艰辛,共同设计了一种飞机发动机。设计完成后,他们将设计方案呈送给主管部门,请求批准试制。不久,批复回来了:你们设计的发动机能保证比美国的强吗?不能保证,还不如买美国的。
 
一瓢冷水当头泼来,把他们的一腔热情和无数艰辛全冲到了爪哇国。此路不通,但梁守槃航空救国的决心却越发坚定。不让我搞制造,我就培养人,中国早晚会有自己的航空工业。梁守槃重返大学,到浙江大学担任了航空系教授。
 
圆梦的时间虽然很长,但梁守槃终于在不惑之年等到了圆梦的机遇。当这种机遇到来时,梁守槃义无反顾地抓住了这个机遇,并把全部的才智、学识和后半生的精力,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了这个机遇。这个机遇就是中国也要搞航天。
 
1956年10月8日,在北京钓鱼台西侧的一个疗养院里,当代中国的航天卷在那里落墨。10个研究室建立,梁守槃任发动机室主任。
 
1957年底,两枚带有神密色彩的P-2导弹,被摆到了带有惊羡眼神的中国航天人面前,仿制成了中国航天初创时的中心工作。身负总设计师之责的梁守槃,深知先进技术来之不易。他认为,仿制过程意义重大,必须一丝不苟。但在与外国专家的合作中,他又深深地感到,不动脑筋的全盘照搬,不仅学不到真技术,还会被人牵住鼻子,甚至被卡住脖子。
 
有了这种认识,他除了要求设计人员按图纸资料消化技术外,还向他们提出了“反设计”要求:按照已知的技术指标,进行设计计算,然后将自己设计的结果与导弹实物相比较,以此验证理论认识是否符合实际。如果所有关键环节都与引进的技术资料一致,就证明了设计理论是正确的。如果有相差较大的地方,就表明所用的理论公式有欠缺之处,需要改进,以求符合实际。这样,在完成仿制任务后,就可以有信心独立自主地进行新产品的设计。
 
这种认识,时间不长便收到了效果,当外国专家撤走,所有援助断绝时,并没有阻住中国航天人前进的脚步。
 
不仅如此,在与外国专家的合作中,梁守槃还坚持自己的技术见解,用真理指导技术实践。导弹上的环形气瓶,使用的是一种冷轧钢,当时我国还没有这种钢材,外国专家坚持要进口他们国家生产的。梁守槃在分析工艺资料时发现,在环形气瓶成型过程中,要经过回火工序。冷轧钢一经回火,实际上就变成了热轧钢,而这种热轧钢,国内有,完全不用进口。梁守槃向外国专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外国专家虽然不太情愿,可又找不出任何理由驳回这个意见。
 
在反设计中,梁守槃看到导弹样弹的气动外形是静稳定的。按照这个理论,导弹尺寸加大后,尾翼也相应地要做得很大。经过动平衡分析后,梁守槃认为没有必要做那么大的尾翼,只要调节控制系统的传动比,就可以实现动态稳定。他向外国专家提出了自己的论点。外国专家也点了头。这个技术被应用到了导弹设计中。
 
1960年,导弹仿制完成。在确定导弹发射使用何种燃料时,导弹的发射几乎被扼杀在摇篮里。外国专家认为,中国的液氧含可燃物质太多,使用中有爆炸的危险。要用他们的,可他们又迟迟不供应。梁守槃不言不语地关上了办公室的门,在一遍遍地计算和查找资料分析对比后,他十分自信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中国的液氧不行”,是有人对原资料理解有误,把杂质的气态容积当作了液态容积,因而出现了1000倍的差别。况且,十几吨液氧中的杂质,是不可能集中到一点同时氧化的。
 
这年的8月12日,外国专家撤走,梁守槃的意见被采纳。一个月后,使用国产液氧为推进剂的P-2仿制导弹发射成功。聂荣臻元帅在庆祝酒会上兴奋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然而,在那次发射中,人们并没有看到梁守槃。梁守槃曾留学美国,父母、弟、妹也在美国没回来,直接参与并负责导弹设计,行吗?在这种疑问下,他被调离导弹研制岗位,如果没有聂荣臻元帅“不应把他排除在外”的话,也许他就永远告别了航天。聂帅这句话决定了他留在航天,当然,不能再直接搞导弹。他被调到了发动机过程研究所。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大家见不到他的原因。
 
第一种岸舰导弹问世 大海边上曾历经磨难
 
1961年,国防部五院三分院成立,后又转为七机部三院。此时,政治气候有所回暖,梁守槃被任命为三院副院长,负责发动机研究、空气动力试验和全弹试车工作。七机部成立后,按型号分院,三院被定为专攻海防导弹。当时的目标是把舰对舰导弹转为地对舰导弹。用当时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的话说,就是研制出的导弹能封锁渤海湾。
 
目标有了,在任务由谁来完成时,出现了分歧。当时,我国成熟的导弹是仿制的“上游”一号导弹。海防导弹是要在这种导弹的基础上加大射程。要封锁渤海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从岸的两边发射导弹,导弹射程只要能达到几十公里就可以实现目标;而另一种是从一边发射导弹,射程要覆盖海湾宽度。兄弟单位的一个厂坚持要搞几十公里的,而三院认为射程大的更有利于作战——只要有一边的阵地存在,就可以封锁渤海湾,更重要的是还有利于今后的发展。两个研制单位都有很强的技术实力,两种意见又相持不下,决策者最后决定:两个方案同时上马,展开竞赛。谁先搞出来,谁的好,就用谁的。兄弟厂研制的代号为“海鹰一号”,三院研制的为“海鹰二号”。
 
1966年12月,四发“海鹰一号”被运到海边,前两发打出去没了踪影,人们以为是天气太冷,雷达工作受到影响。到了春暖花开的5月,又打了一发,还是不行。
 
在北京军区招待所召开的总结会,梁守槃也去参加了。在总结中梁守槃分析认为问题不在导弹本体上,而是在发射环节上。此后不久,“海鹰二号”与“海鹰一号”共赴靶场,在现场,他围着发射架转了一圈又一圈,然后回到住处,拿起笔算了起来。根据计算结果,他让工人师傅用钢锯把导弹架的导轨锯去了1.2米。有人不相信这么简单就把问题解决了,梁守槃说:试一下不就行了吗?弹上架,瞄准目标,居然成了。
 
原来,这个导弹发射架是参照国外的一个发射架设计的,总长为5米,导弹在发射时,头部应向上翘起,但因发射架过长,导弹发射离轨时头部上翘,尾部下沉,导弹本体在一种力的作用下,剧烈地震动起来,里面的部件便像瓶里没有装满的水一样,在剧烈震动下,制导组件与弹体碰撞而损坏,导弹发射出去后,自然便不能跟踪目标,沿直线飞行了。
 
后来,“海鹰二号”用那个锯后的发射架发射,连着几发都成功了。梁守槃说,那时我们的一些技术人员还是按照仿制的办法,照本宣科地搞设计,加上缺乏工程经验,出问题、走弯路是自然的。他觉得应该感谢“海鹰一号”的研制者们,正是他们的失利,才为“海鹰二号”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当然,人们对他不分彼此的解决问题的精神,也表示出了由衷的敬佩。
 
其实,梁守槃这种只问成果,不计其它的作风,是他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他认为,不管是科学家还是其他什么家,关键是你为国家做了些什么,怎么样做好自己的事情,怎么样靠自己的努力实现国防现代化。他认为引进是好事,但引进不是目标,而是在引进的基础上,把先进的技术与我们自己的东西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他特别推崇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应该给赫鲁晓夫一个一吨重的奖章,为什么呢?因为是他给中国人逼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的路。
 
问梁守槃搞航天最遗憾的事是什么?他说是有一个低空超音速导弹研制成了,因种种原因未装备部队。而且还有一种与苏联的“蚊子”导弹性能相当的导弹,在取得初步成功时被勒令下马。问他最感欣慰的事是什么?他说是自己亲自参加了中国航天的初创,并在艰难曲折中使自己的努力有了成果,为国防现代化做了一点贡献。还有建国50年阅兵式上看到了更先进的导弹通过天安门。那是后来人的功绩,应该感谢他们推动了中国航天前进的车轮。
 
钓鱼台里领科技奖 夫人为他别上鲜花
 
中国航天有“四老”——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绿)、梁(守槃)。1994年,四老在北京钓鱼台芳菲园,共同领取了李鹏总理为他们颁发的“求是”杰出科学家奖。
 
那一天,芳菲园里的气氛很欢快,轻音慢曲中,梁守槃的夫人傅鹤小心翼翼地将一束鲜花,别到梁守槃的胸前。平时,老人的穿着是再随便不过了,夏天是灰的确良褂子,冬天是灰的卡中山装,脚下除了布鞋外,几乎就没有别的。但那一天他穿得很精神,西服革履,在老伴眼里,除了结婚时这么精神过,还真没见过几次这样的打扮。
 
梁守槃与夫人是在昆明认识的。虽然此前两人都是北京人,但从未谋过面。要说有媒人的话,这个媒人应是日本人。40年代初,傅鹤在北京著名的贝满女子中学当教师。日本人进北京后,她因一个学生有反日倾向而受到株连,不得不告别北京躲避到天津,后又辗转到上海、昆明。在昆明,与正在西南联大任副教授的梁守槃相识并相爱,结成终身伴侣。
 
梁守槃回忆说,那时自己的业余爱好除了长跑外,便是打桥牌了。刚好他的夫人也爱打桥牌,在航空发动机厂时,他与夫人结对参加厂里的桥牌赛,居然拿了冠军。
 
在“求是”杰出科学家颁奖仪式上,梁守槃还见到一个老相识,就是大名鼎鼎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杨振宁是和夫人杜致礼一道特意回国参加颁奖仪式的。
 
这一次见面,他们谁也没想到会在中国最顶级的国宾馆,在那么隆重的仪式上。在颁奖仪式结束后,杨振宁走到航天四老跟前说,大家合个影。在合影后,梁守槃没忘了又和夫人合了一张影。然后他们相扶着走回休息室,那里备下了茶水和花生、瓜子。梁守槃剥了两粒花生放在嘴里,慢慢咀嚼起来,嚼得很细,看上去很香,还透着十足的自信。
 
相关专题:那些远去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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