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行政化既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也几乎是教育理论界中的共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校长朱清时院士在受聘担任新成立的南方科大校长后所提出的要在该校管理中“去行政化”的思想，则将我国公立大学中严重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问题又一次摆在了人们面前。

 

审视我国大学行政化现象形成的前因后果，可见其形成过程是复杂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从历史的角度看，可以说我国的大学不是在本国文化和教育的历史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从国外移植进来的舶来品，因而无论是在大学的理论和思想方面，还是在大学的制度和文化方面，都存在着缺乏本土思想和文化理解、支持的先天性缺陷。

 

在对大学本质的认识方面，我国的教育决策层就从来没有形成过“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大学应该以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为宗旨”的国家意识。在对大学组织性质的认识方面，社会各方面就从来没有达成过“大学是学术共同体”或“学者共同体”的思想共识。因而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中，虽然曾经涌现过许多献身教育并在大学发展中作出巨大贡献的教育家，但除蔡元培先生外，几乎很少有人认识到应该在国家的层次上，制定保证大学能够永远拥有完全自主权利和独立地位的法律，并使之传诸于世。反倒是出现过许多强调大学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削弱大学自主权利、限制大学独立地位、要求大学成为社会工具的方针和政策。比如：清末的“中体西用”方针，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化教育”方针，解放后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等。即使在我国大学享有自由比较多的清末民初及抗战时期，都是在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支配下，将大学仅仅视为国家“富国强兵”的工具，确定大学的宗旨为“中体西用”及“信仰及服从领袖”（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化教育宗旨）等。在对大学的管理方面，由于最先创办大学的一些人主要是满清政府的官员，其基本的思路还是“官办官管”，大学校长需要由政府任命或委派，教育部握有对大学全面的主导和管理权，这样的制度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这样的大学观念及领导体制决定了大学中的具体体制只能是一种行政化体制，从而自然地造成行政权力为大学活动中主导力量的现实，没有为大学完全地实行“教授治校、大学自治”制度提供可以依赖的制度和思想空间。

 

我国大学在此时其所以还能够发展的原因，显然不是得力于这种行政化体制，而是得益于其时一些教育官员及大学校长卓越的见识和努力，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无论是在大学刚刚起步的清末民初时期，还是在大学相对快速发展的北洋政府时期和民国时期，社会基本上都处于动荡时期，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在事实上没有完成国家的统一，其意志在全国各个方面还难以“贯彻执行”，从而为大学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空间。所以有学者研究表明，我国大学发展最好的时期，恰恰是政府对大学不管或管得少的时期。

 

另一方面，其时无论是政府中主导教育的官员（主要是一些教育部长）还是不少著名大学的校长，都是教育内行，对教育的“专业性”有基本的认识，对教育的性质和意义有相当的敬畏之情，政府对大学的干预也都往往是“适可而止”。特别是一些大学校长对大学的使命和宗旨有执着的坚持，能够全力维护大学的精神和尊严，因而虽然从国家的角度而言，大学仍为行政化体制，但在具体的大学管理活动中，却尽量地消除了行政化制度的消极性，使其不至于伤害到教师的尊严、权利及学术自由的环境。当然，这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大学校长人选基本得当，他们中有些人本身就是国内学术和教育界的领袖人物，如被称为“永远的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声誉卓著的梅贻琦、竺可桢先生等。是他们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和社会影响力抵消了国家在大学制度设计方面的缺陷，使行政化制度的副作用保持在人们可以接受的程度。中国早期大学正是在他们的带领下，才达到了与世界先进大学同步的水平。

 

遗憾的是，我国大学的这种良好态势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并没有被细心地保留下来，反而在新时期的教育调整中被彻底地废弃了。肇始于1952年的大学“院系调整”，彻底改变了我国大学的结构和形态，也中断了大学中的管理传统和管理方式。其时的学习苏联教育运动，与根据地大学中的革命意识相结合，使大学成为与社会其他行业没有区别或区别不大的准行政机构。大学作为行政机构的下属，需要参与社会中的所有政治及经济活动，其特殊性一步一步被消解。其时的大学，以及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学，都完全地推行行政化体制，使以革命意识为灵魂的行政权力覆盖了高校活动的一切方面，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行政权力中“只能服从、不能违背”的强制特征，使习惯于“说理”与讲求“以理服人”的大学教师们产生了沉重的压抑感。但其时其所以没有形成像如今这样气势磅礴的“官本位”风气，一则是因为当时的大学由于经历了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当权者”的整肃及批判使权力的优越性受到削弱，许多当权者还不敢在权力的行使上表现出如今的一些当权者所表现的那种不可一世的景象。另外，当时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往往处于不确定的变化之中，还没有产生出如今这种对权力极端向往和崇尚的普遍性心理。二则是当时社会的总体经济数量有限，人们的经济收入基本上只有工资一条渠道，贪污腐败的机会比较少，贪污腐败的胆量也比较小，“当官”也没有多少明显的优越性，因而没有激发起校园中趋官、求官的风气。所以，虽然当时的大学体制仍然为行政化体制，但并没有形成如今这种“权力通吃”、“权钱交易”、“竞相求官”的“官本位”风气和行政化现象。

 

行政化现象在大学中比较突出的显露，则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社会领域中的市场经济潮流汹涌之后，一些大学经过“创收”积聚了一定的体制外资金，大学中的一些部门也在“创收”中建立了自己的“小金库”，当这些学校及部门的领导者开始有了支配“自由”资金权力的时候，“当官”的优越性也开始显露出来。另外，随着高教体制的改革，高校的用人权也逐步下放到了高校，这些在高校内部缺少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转变成了有些领导者个人的权力，他们在运用这些权力时的“自利”倾向，自然地显示了担任行政职务的优越性，从而引发了大学领域中的崇官、趋官、求官现象。这种现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出现于南方某高校中的44名教授竞争一个处长职位的行为。

 

综上所述，大学行政化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深刻的。行政化的弊端虽然表现在当下，但其根源却在历史的深处，在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的深处。行政化现象的长期存在对高教领域的制度、文化、传统、风气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不仅形成了大学决策活动中的制度和思维惯性，而且形成了一般大学人行为和处事中的“路径依赖”，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化及心理基础。又由于我国的大学制度不仅与整体的教育制度密切联系，而且也与社会的政治制度密切联系，因此，大学中的“去行政化”活动，不仅是一项涉及到整体教育制度、社会政治制度改革的活动，而且是一场涉及教育观念、制度、利益格局的、深刻的思想和制度革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认真研究和进行。

 

（作者为江苏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09-11-13 A4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