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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瑜 来源:《神州学人》2001年第9期 发布时间:2002-2-18 14:51:36
吴瑞:我对长江学者计划很有信心
 
记者:作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以下简称“长江计划”)的评审专家,前三批的评审您都参加了,您这次又专程来参加专家评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请您谈谈感想。
 
吴瑞:“长江计划”主要是鼓励学者们努力工作,做拔尖的工作,至少在世界上可以跟一流的工作相比。当然要看不同学科,有的学科,中国和世界的差距还比较大,五年之内不可能赶上,但是至少会比现在好得多。事实上,有的学科跟世界一流的水平相比差得不太远了。希望五年之内慢慢赶上。因此,这个计划,在帮助中国在不少领域赶上世界水平方面会起不小的作用。
 
这个计划的实施,还为那些在国外不打算长期回国的学者,提供了一个为国家贡献的机会。近三年大约有近100人左右是从国外应聘回来的。一种是全职在中国的特聘教授,另一种是讲座教授。前三批已经有300多人上岗了,教育部和“李嘉诚基金会”希望达到1000人,我看再有三年就差不多了。不过,我希望教育部和“李嘉诚基金会”能够继续把这个计划做下去,因为凡是头一批有成就的,应该鼓励他们做得更好。而对于目前尚未达到入选标准的年轻人,五年、八年之后很可能就达到了这个标准,如果这个计划停止了,那么以后的学者就失去了一个机会。
 
讲座教授这一形式,对于生命科学领域的学者非常重要。这一领域的优秀科学家很多,在国外的大多数在美国。但是据我的了解,他们中的大多数,五到十年内不会回来,通过实施讲座教授制度,请他们每年回来一两个月,不在的时候通过E-MAIL联系,也能够起很大作用。我知道的就有两个例子:北京大学有两位,清华大学有一位,他们在国内都各自有很好的合作伙伴,已经有了很好的结果。
 
因此,我希望中国尽量通过各种方式吸引他们。我知道的还有,三四位组织起来,回来承担一门课,每天讲五六个小时,很紧凑的,两个礼拜讲的课就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学期的,效果也很好。
 
记者:今天我们就谈论“长江计划”的深远意义,是否为时尚早?
 
吴瑞:当然。我想过几年才能真正看得出来。这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因为任何一个计划的实施,如同任何一项研究,不会一下子跳到一个很高的层次,需要一步一步往上走,只要每年往上走一步,过三五年就会看到结果,一两年一般看不出来。希望大家都不要着急,对此,我是充满信心的。
 
记者:您作为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如今成为伯乐、做人梯,您对年轻人有什么希望?
 
吴瑞:现在学生素质都很高,尤其拿到博士学位的大多数都很聪明,而且,在我这一学科领域又要求动手能力很强,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再加上个人的努力,才可以做出真正的突出贡献。一般来说,至少在国外的中国学人,他们学习、工作很努力,很勤奋,比别国的人,比美国人同样地位的,工作时间都长,而且很专心于学术。在国内,似乎杂事比较多,不能把全部的精力放在科研方面。这是不好的。
 
另外,在国内已经有五到十年工作经验的教授或研究员,如果每年出去开一次或两次会,每次一两个礼拜,同国际前沿保持联系,有新的发现就可以互相交流,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有条件还可以去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不断学习一些新的东西也很好,但目前这种情况还不多。尤其是生命科学领域发展非常快,新的技术或想法不断涌现。如果没有接触就会落后。因此,我主张留学回国后,也要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保持与国外的联系。
 
当然,国内的科研条件和环境,比10年前已经好了许多。但与国外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比如,搞生命科学研究,常需要从国外进口一些重要的试剂或别的材料,有时就会很麻烦,不能及时地、顺利地到达科研人员手上,结果让那些科研人员,几次三番跑海关,跑机场……使科研人员花费很大工夫去做这种不应该花时间的事情。第二个问题是,有的研究人员,一旦工作做好了,就会有许多非科研业务以外的行政责任或别的任务加到他的身上,当然,有些工作也很重要,但是我认为不要过多了。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让他去做其他事情,也可以有些贡献,但是对他科研进程会有负面影响。我认为,要尽力保护科研人员,保护学者,让他们集中精力在科研上有更大的发挥和突破。
 
记者:您已经参加了四批“长江学者”的评审工作,您对这样的评审过程有什么看法?
 
吴瑞:可以说评审过程非常严肃,非常谨慎,要评好几次。首先是学校评审后推荐上来,然后是教育部组织两院院士两轮评审,最后是我们评审委员的评审。经过四轮的筛选,才能决定谁可以应聘。这是一个很公平、很审慎的评选过程。我觉得这样很好。
 
记者手记:儒者风范
 
美国康奈尔大学华裔学者吴瑞教授的儒者风范,留给任何人的印象都是难忘的。
 
吴先生今年72岁,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因为此前并没有见过吴先生,我以为古稀之年的老人多会显出反应迟缓、动作拖沓甚至耳背......其实不然。
 
长城饭店,教育部“长江计划”第四批特聘教授、讲座教授的评审正在紧张进行,吴先生是“长江计划”专家评审委员会的委员。因为距离下午3点钟的全体会议还有一段时间,我对吴先生的采访,被安排在两点至两点半。
 
18层的一间套房,吴先生亲自为我打开房门,带我在沙发上坐定。我环视了一下房间,吸引我注意力的是旁边的一张写字台,台灯还亮着,桌上摊开的是一摞摞参评的材料。看来,吴先生刚才还在工作着。
 
“您身体好吗?”我试探性地问吴先生。“还可以,还可以,谢谢你的关心。”语调平和而亲切,加之吴先生和蔼的表情,顿时让我临来之前的紧张心情放松了许多。虽然事前拟好了采访提纲,但此刻却似乎用不着那么拘泥于提纲。当我们谈到“长江计划”,特别是谈及年轻人的话题时,吴老热情洋溢,侃侃而谈。
 
当此次采访的中心话题谈过之后,吴先生关切地询问了《神州学人》杂志的创刊时间、发行量、主要内容等等。吴先生仔细地听着我的每一句话,目光看着我,又似乎没有看着我,透过他的目光,我看到的是我无法洞悉的很远以前,那是岁月沉淀下来的神态,始终那样平和,我似乎不知不觉地被融进他那亲切的氛围中。
 
吴先生已经稀疏的白发,纹丝不乱,镜片后的双眸依旧清亮充满善意,注视人的时候很有神,而且这种注视伴随着每一句问话,让人感到一种关切。采访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吴先生对祖国科学事业尤其是他所在的生命科学领域的发展的关切,以及对问题的客观、求实的表述。
 
我知道,不,很多人都知道,吴先生在生命科学领域有着足以让世人惊叹的成就。同时让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当邓小平提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想法后,吴先生立即向中国教育部建议:世界生命科学领域发展很快,中国要尽快培养这一领域的年轻科技人才。为此他亲自出马向美国百所一流大学,介绍中国的改革开放,并说服他们接受中国留学生,最终促成了CUSBEA(中美生物学交流计划)项目,也就是常说的“吴瑞项目”的实施。这一项目自1981年连续8年共派出425人,如今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顶尖专家。我说:“今天,您又在帮助中国吸引这些学者为国家做出贡献,您画了一个完满的圆。”吴先生听了只是淡淡地笑笑。我不由得在心里赞叹:真正的大师,真正的科学家!
 
吴先生到了这个年龄,思路异常灵敏,我的所有问题都是话音刚落,他的对答就接了过来,没有任何空当,而且,用词准确无误。
 
与大师的娓娓而谈,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是与智者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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