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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之奇 来源:中华读书报 发布时间:2008-12-16 13:43:54
评“中国学会史丛书”:中国现代科技史的一个缩影

 
今年是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中国学会史丛书”首批图书共13册作为科协50华诞的一份献礼,于日前推出。
 
中国科协主管的近两百个全国学会中,有些学会建会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如这套书收纳的中国药学会、中国农学会、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等;也有一些是建国后成立的新兴科技学会,如这套书收纳的中国环境学会、中国海洋学会、中国电子学会等。“中国学会史丛书”即以这些知名科技学会为研究对象,细述学会发展历史,梳理学会发展脉络,刻画学会杰出同仁,探索科技学会在中国发生发展的规律。书中内容涉及学会的人文往事、组织结构、知名奖项,以及学会在开展学术交流、推进科普工作等方面的情况,可使读者获得对这些学会总括性的了解。另外,书中还收录了记述学会重大活动情况的大事记、名人资料、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等,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
 
国内科学史学科初创于上世纪上半叶,最初着重于整理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直至近年,才较为关注现当代科技史,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于与科学发展紧密相连的科学团体——科技学会的发生发展,学界却少有涉及,也没有看到相关著作面世。因此,本书可谓填补空白之作。这套书的出版,让我们可以系统地梳理科技学会的发展历程,并从这一独特的视角观照现代科技在中国走过的道路。
 
“文明之国 学必有会”
 
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整个民族自上而下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迫和焦虑。众多有识之士发现,如欲与对手竞争,只有拜对手为师,学习对方的长处为我所用,才不致继续落伍。赛先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请到中国的,而众多科技学会的建立,就是现代科技自西方移植而来并落地生根的一个象征。
 
就西方而言,分科的各种自然科学专门学会,大多是在19世纪中叶形成的,例如,英国化学会成立于1841年,法国化学会成立于1858年,德国化学会成立于1868年,美国化学会成立于1876年。而中国化学会则成立于1932年,比之西方,晚了整整半个多世纪。学会这种组织在中国的出现,也是学习西方科技体制的结果。例如,中国化学会的发起人多为沐浴了欧风美雨的海归,他们深知“今之时代,非科学竞争不足以图存,非合作探讨无以致学术之进步”;他们认为科学是强国富民的关键,“交通以科学启之,实业以科学兴之,战争攻守工具以科学成之”;认为学会是国家文明的标志,“文明之国学必有会”。(《中国化学会史》,第3~5页)由此可见,学会承载了一代人太多的梦想,而科学几乎是他们的信仰。正是在这种梦想和信仰的支撑下,中国化学会才能在那个战乱不断,并且既无经费、又无会址、更无专职人员的艰苦条件下,始终未中辍推动学术研究和传播的努力,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
 
当然,并非所有的学科都移植自西方,有的学科中国自古就有,并且成就辉煌,但在这些领域,并未能生成“学会”这种组织形式。药学就是一个例子。2000多年来,中国药学的发展几乎形成了一个套路:本草知识的积累和总结多由知医通药的医家或儒士文官来完成。著名的《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就是由儒转医的。古代中国存在一个规模巨大的药业,从业人员由药商、药工和药农组成。古代的药店多是前店后厂式的个体小作坊,学科知识和技术的传承是采用师徒传授的方式。从学科发展角度极为需要的药学专业教育、研究和学术交流基本阙如。在中国医药史上,一般认为最早的医药学术团体是明代隆庆二年(1568)建立于北京的“一体堂宅仁医会”,该会组织形式仿效当时的“文会”,其宗旨是努力钻研《内经》与四大医家(张仲景、刘完素、李东垣、朱震亨)的医学思想。但是,该会开创的学会形式并未跨明清两代延续下来。大致可以下结论:在古代中国,并不具备产生“学会”的土壤和条件,而缺少了专业研究和学术交流,必然制约药学的发展步伐。(《中国药学会史》,第3~4页)——近年来,学界热衷于讨论“李约瑟问题”,作出了各式各样的回答,我想,从中国古代为什么未能形成学会这一角度去思考,或许能有所发明。
 
翻阅“中国学会史丛书”可以发现,我国相当多的科学社团均酝酿和成立于晚清和民国初年,那正是现代公民社会在中国萌芽时期。1895年前后,变法维新思潮席卷朝野,维新人士热衷于办学会、开学堂和编报刊,于是出现了一个创办学会的热潮。晚清的最后10余年中,各地就创办了大量的农学会,至辛亥革命爆发时为止,全国总共成立各种名字的农学会达19处,农务分会达276处。而第一个倡议建立农学会的也许是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1895年3月,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等在广州双门底王家祠筹备成立农学会。同年10月,孙中山在报纸上发表《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文中写道:“[某]于去春,孑身数万里,重历各国,亲查治田垦地新法,以增识见,决意出己所学,以提倡斯民。……今特创立农学会于省城,以收集思广益之实效。首以翻译为本,搜罗各国农桑新书,译成汉文,俾开风气之先。”但不久之后,孙中山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告发,引发清军大肆搜捕农学会会员,陆皓东在会所被捕牺牲,孙中山出走海外,广州农学会被禁。1896年,著名学者罗振玉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农务总会”,提出“创设农学会,拟复古意,采用西法,兴天地自然之利,植国家富强之源”,梁启超、谭嗣同等先后成为其会员,王国维参与编辑《农学报》的工作,并为该报翻译外国农学文章。1898年戊戌政变,大批学会遭禁,报刊被查封,由于“农务总会”并未“妄议时政”,所以,与那些政治性较强的学会横遭扼杀的命运不同,“农务总会”得以幸存。(《中国农学会史》,第5~10页)——由这段历史来看,可以说,学会这样一种现代组织,只能出现在现代社会中,没有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没有公民社会的形成,学会不可能有顺利的发展。
 
反思历史 谋划发展
 
纵览众多学会的历史可以发现,其兴衰深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伴随着中国政治、社会环境的一次次变迁,这些学会也经历了几起几落。相当一部分学会初创于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其创办者多为中国现代科学各个学科的奠基人,他们投入满腔热忱,以自己的学识与智慧,以坚韧的意志力,推动学会事业,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这些学会的早期活动也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内战频仍、八年抗战、社会动荡、经济崩溃……这一切,都使得这些学会不可能实现其全部的美好愿望,科学在中国也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学不断增设,工业部门和国防单位相继建立了专业性的研究机构,各单位的科研条件不断改善,从欧美和苏联陆续归来的一批学者投身新中国建设,为科学的发展铺就了宽广的道路。经历了政权更替之际的短暂中断之后,各个学会相继恢复,并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以中国化学会为例:“国家不仅提供经费,还配备专职干部,支持学会的各项学术活动……旧中国那种无专门会所、无专职人员、经费拮据、工作困难重重的窘境,已一去不复返,学会各项活动的规模、范围都大为改观,当时中国化学会的会员已达6000余人,学术思想十分活跃……会员们经常需到学会来聚集,学会已初具‘化学家之家’的规模。”(《中国化学会史》,第24页)不幸的是,学会工作也不断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1966年文革爆发,大多数学会的工作更是完全停顿了下来,中国科技也遭致重大损失,直到十多年之后,才重又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新中国成立以后,学会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加强了对学会的领导。学会并且各有挂靠单位,学会办事机构被定为事业单位,人员编制、经费由国家解决。国家的支持为学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但也带来了一些体制性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例如,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在2002年即提出:“突破影响学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大力发展会员入会……坚持以会员为本,突出会员在学会中的主体地位……会员必须积极参加学会活动,逐步改变会员与非会员无区别的状况。”(《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史》,第248页)《中国农学会史》也简要介绍了中国农学会的一些改革措施:2007年,适应社团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经中编办和农业部批准,中国农学会办事机构与农业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合并,确定为正局级事业单位,核定事业编制80名,并充实增强了人才评价、成果评价和职业技能鉴定等职能。(《中国农学会史》,第60页)中国农学会通过争取政府职能的转移,拓展了自己的活动空间。但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学会的定位应该是一种非政府组织,是与政府组织、企业鼎足而三的一支社会力量,但在现今的环境中,却极度依赖政府的扶持,自主活动能力显得不足,这样的体制是否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条件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呢?
 
“中国学会史丛书”的主要目的是回顾学会历史,缅怀前人的历史功绩,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它必能引发科技界人士对学会发展方向的思考。目前的学会体制是怎样经由历史的积淀而形成的?学会发展史上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学会与会员之间形成怎样的权利义务关系?学会作为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应承担哪些社会责任?……都是科技界人士应该思考的问题。
 
当然,“中国学会史丛书”重在保存史料,而并不是分析性、研究性的著作,但它为后人开展关于学会史的专题性研究,或者通过学会史探讨中国科技的发展历程、成败得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笔者热切期盼,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更有问题意识、研究更为深入的相关著作。
 
(《中国学会史丛书》(第一辑,13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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