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从幸运地迈进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我的命运就和国家的改革开放进程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1977 年，我在798厂当工人——15岁初中毕业来到这里，7年青春时光如白驹过隙般悄然逝去。其实在这7年中，我内心深处对知识的渴求、对上大学的向往一刻也没有停止。因此，当恢复高考的消息终于传来时，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述。

 

如愿以偿，我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电磁场理论与微波技术专业。从1978年到1982年求学的4年中，我们的国家发生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四人帮”及其同伙的大审判，为数以百万计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平反昭雪，“包产到户”，“经济特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接踵而至。在那4年里，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大会先后召开，多年备受摧残的科技教育界迎来了明媚的春天！

 

正是在那时，选派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出国留学方兴未艾。1981年，我参加研究生考试后不久，学校领导突然问我愿不愿意出国留学。出国留学在当时还是一件很稀罕的事，起初我有些犹豫，因为我和女友都已经27岁了，一旦出国就意味着要分开好几年。但经过慎重考虑，我还是决定出去开拓一下视野。

 

我留学的国家是奥地利，在那里，我首先感到西方教育观念、方式与国内的差别。由于专业口径窄，我在国内学的是电子，到了奥地利竟被要求补修电机方面的课程，否则原有学历不能被承认。至于授课，那里并不比国内强多少——很厚的一本书，教授三两下就把它讲完了，然后给你列出书目，主要是让你自学。是否参加考试，也由自己决定，即使笔试成绩优秀也要经口试才能确认。记得取得研究生资格后，我去问导师：论文的题目选择什么?导师充满疑惑地看着我：“你自己难道不知道要做什么吗?”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这一切都应该由老师来安排，所以在后来的教学生涯中，我一直鼓励学生独立选题。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教和学是事物的两个方面，在学生成熟前教师大体是以教为主，之后便应是以学为主，大学就是要帮助大学生完成这个转变。

 

1986年11月，我以优异的成绩拿到博士学位后，立即携妻子如期回国。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为祖国做点实际的事情。

 

在北京新街口附近的一个老式四合院内，我向国家科技干部局报到时，可供选择的工作有很多。在科技干部局徐简同志的建议下，我踏入清华大学“电子学与通信”博士后流动站。

 

在清华，我先后参加、主持过毫米波技术、农村通信、移动通信、数字电视等多项任务，最难忘、最激动的是“清华一号”小卫星的研制。1998年确定任务组织队伍，我受命担任刚刚组建的“宇航中心”主任，对我而言这无疑是一次研究方向的回归，因为我的博士课程就是以卫星技术为研究方向。2000年5月，“清华一号”地面站在清华安装落成，6月，卫星运抵发射场，期间经历的困难真是难以尽数。当我们在发射场得知清华地面站顺利收到信号时，激动的泪水抑制不住地流淌，我们成功了！我在清华大学工作的这段时间，中国教育最大的变化就是建设研究型大学，并向世界一流进军。

 

我从一个普通教师，到担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主管科研的副校长。如今，我在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天津大学担任校长。从恢复高考，到派遣留学生出国，从建设研究型大学，到实施“211工程”和“985工程”，我们曾是改革的亲历者和受益者，也是推动者和奉献者。我们在这个伟大的进程中实现着人生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