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对于研究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学者来说是颇为值得回味和总结的一年。1987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纲领性文件《我们共同的未来》发布,中国学者参与了起草工作,这也是中国学者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第一次进行系统研究,到今年已经整整20年。也是在15年前的1992年,世界环发大会在巴西签署《里约热内卢宣言》。
为纪念这两个重要时刻,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课题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牛文元策划了首部全面总结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大型学术论著和文化工程《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共20卷,现已正式出版发行。该套丛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任总主编,我国可持续发展领域184名资深专家和学者加盟。
就这套丛书的有关内容,我们专访了丛书执行主编牛文元。再过几天,他将赴意大利接受一个国际环境大奖。
牛文元:见证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20年
牛文元 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课题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
3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2007年,对牛文元来说,在平常之中有着不平常。
9月下旬,他将赴意大利,接受意大利国家科学院颁发的一个国际环境大奖,奖励他在环境教育、培训和交流方面取得的成就。在获奖名单上,他是唯一的中国人。
但是,接到获选通知前,他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评选者是有意还是无意,2007年,在牛文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历程中,有很多值得纪念的时间节点。
25年
采访一开始,牛文元就把“时钟”拨到了1983年。1981年,牛文元当时还在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工作,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被国家公派到美国一所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生态学、理论地理学合作研究。
他人还在国外,就接到了中国生态学创始人、全球知名的布伦特兰报告专家委员会22名成员之一的马世骏给他的一封信。马先生邀请他参与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可持续发展纲领性文件《布伦特兰报告》的起草工作。1983年回国后,牛文元开始介入这项工作。从那时到现在,牛文元一直走在可持续发展研究前沿。
对牛文元来说,这次选择不能说是转行,而是机遇与他的学术理想撞了个满怀。学地理、懂生态的牛文元早在“大跃进”时就担心,人类如果不尊重自然,不与自然和谐相处,就一定会遭到自然的报复。
他的担心变成了疑惑。后来攻读硕士研究生,他带着这些疑惑接触了西方有关论著。他渐渐意识到,自然资源的超常利用最终将给人类社会带来可怕的噩梦。
随后,他读到了美国女生物学家卡逊所著的《寂静的春天》。这本1962年出版的书描述了二战以来发达国家为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方式付出的高昂代价,牛文元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尽管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贫穷社会,落后的农经形态也远未受到资源和环境的严重制约,但牛文元却被醍醐灌顶般唤醒了:总有一天中国的经济也会快速发展,那时资源、环境会不会对中国庞大的人口产生约束和压力?改革开放以后,他已经开始在报刊上发表相关文章。
出国后,他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应该怎么走?我们的国情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牛文元的意识里,虽然国情研究就是自己的学术理想,但是,毕竟当时这是一个新的领域、新的范畴。当他们1983年提出“持续发展”——就是现在的可持续发展,内涵和英文表述都是一样的——这个概念时,并未被接受,甚至许多人认为他们在“玩概念”。
站在2007年,回望这个领域的发展,牛文元欣慰地说,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决策部门和领导者具有了科学发展的观念。他认为,科学发展观,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延伸和升华,而决策者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比科学家的影响大得多。另外,现在从事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当初大家并不理解这是一个交叉的学科,现在,大家都愿意向这个领域转。
目前,牛文元带着3个博士后、3个博士生,而他们来自不同的行当。牛文元认为,大家之所以会对这个领域感兴趣,是因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融自然、经济和社会,融资源、环境和人口于一体的复杂系统,同时又穿插着人和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需要各个学科的研究者介入;同时,每个因素在运行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又有着太多的理论和技术上的工作。
25年来,牛文元通过自己的各个角色,无论是政协委员,还是首席科学家,写了多少提案,提出多少建议,发出多少声音,作了多少报告,甚至发表多少文章,已经无法计数。关键是,牛文元还在不断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2007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重庆和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牛文元等人极力呼吁和推进的结果。
面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牛文元总结,人均GDP处于1000~3000美元时,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的时候。2006年下半年,牛文元等人比较频繁地考察了成都城乡一体化的成果,认为中国到了推广城乡统筹发展综合实验的时候。
20年
经过近4年努力,牛文元与马世骏院士一道参与的可持续发展纲领性文件的起草工作,在全球众多人士的努力下终于完成,著名的《布伦特兰报告》(中文译为《我们共同的未来》)在1987年发布。这个重要的报告直接促成了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环境发展大会。
今年,是这个报告发表20年的日子,对牛文元来说,这是他在该领域所做的第一个富有成效的工作。参与起草这个报告的过程既是他们了解国情的过程,也是他们发现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向社会普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过程。那时,很多人反对、不理解,甚至不拿环境污染当回事,但现实令牛文元们忧虑:中国这样发展下去会走入歧途。
这是一件很大的事,牛文元说。经过4年的努力,他们将这个报告所起的作用总结为4个方面:第一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的态度与看法告诉世界,提出了必须给发展中国家以时间让它们发展的观点。第二就是环境问题是全球问题,不是局部的和个体的,因此,解决环境问题也要以全球的历史的视角去考虑。第三是提倡公平,发达国家造成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要用它们获得的利润来补偿。第四是制定有约束的行动纲领。
后来,《布伦特兰报告》发表时,他们发现第一点、第四点建议被采纳了,第三点接受了一半。他们的参与,代表中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也促进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中国的启动。
牛文元说,1992年世界环发大会前后,中国国家领导人已经敏锐意识到,中国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事实证明,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推动下,中国的动作一直非常积极,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两年以后,中国率先出台了自己的《21世纪议程》。
在这个时刻,已经有了近10年积累的牛文元做了两件可圈可点的事:撰写了中国第一部系统阐述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内涵的《持续发展导论》,这本书后来受欢迎的程度远远出乎意料。随后,又主持李政道和周光召倡议的21世纪发展战略研讨会,并出版《绿色战略》一书。
1995年至1996年,应该是令牛文元最为欣喜的阶段。1996年3月,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中国的方方面面,包括中长期发展规划、政府官员的政绩评价,都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作为一个学者,看到经过十几年推动,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中,牛文元感到由衷的兴奋。
为纪念《布伦特兰报告》发布20周年,也为纪念世界环发大会《里约热内卢宣言》发布15周年,牛文元认为有必要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各个方面总结出来。所以,早在2004年就策划了首部全面总结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大型学术论著和文化工程《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并已于今年2月正式出版发行。这套丛书集权威性、学术性、文献性和典藏性于一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任总主编,牛文元任执行主编,我国可持续发展领域184名资深专家和学者加盟,历时2年零8个月编纂而成。
10年
当时间推进到1998年,不断在思考的牛文元向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提出建议,中国科学院有必要每年推出一本年度报告,这就是即将推出第10个年份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该报告出版以来,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每年两会前推出,送给每位两会代表和委员;而他每年所披露的内容都会引起媒体关注,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参考。该报告开创了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研究方向;具有综合性、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社会性;提出“生存、发展、环境、社会、智力五大支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构架;利用了可持续发展的资产负债分析方法;建立了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资源环境综合绩效评价指标;提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3个“零增长”目标;开展了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专题性研究。
牛文元介绍,这个报告与世界的年度报告接轨,在联合国认定的全世界247份年度报告中,《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排在第150名左右。也是在那时,为这个项目,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课题组,牛文元任组长兼首席科学家。
记者手记:完成这篇稿件颇不容易。因为,只要在网上搜索“牛文元”这个关键词,就会有无数篇关于他的报道,无论是哪个方面的,很多生花妙笔,让记者不知道还可以从哪里落笔。
采访时的第一个问题,竟然变成这样:“所有写您的文章,您认为哪一篇最好?”
“我通常不看那些写我的文章,采访完了就完了。只要我有时间,都会接受记者采访,我把它看作传播可持续发展的机会,也是我应该做的。”
说实话,这样洒脱的学者在我的采访对象中不是很多。在将近两个小时的采访中,他又很“执著”地按照自己的思路讲述,显而易见,完全是有备而来,似乎一点不理会记者事先提供的采访提纲。采访结束后,才发现脉络非常清楚,而记者的问题都在他不经意的叙述中回答了。
很多采访文章中称牛文元为牛老先生、老教授,实际上他一点儿也不老,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许多。但是,又的确不像一般人印象中的知识分子,是河南人的质朴、实在?说不清是什么。
但思想观念超前的牛文元,其实更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入世情怀。在接受采访中,他说起很多次,他有着儒家的入世观,那就是治国齐家平天下的情怀。他最“沾沾自喜”的是,自己的学问能够为执政者服务,自己的思想为决策者采纳。
不知道牛文元的时间表是如何排定的,但我相信作为一个战略家,他永远是向前看的。因为,回顾过去时,他屡屡把时间定格在当下和未来。